司马光怎么那么讨厌(杨贵妃为何要给安禄山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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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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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马光怎么那么讨厌,杨贵妃为何要给安禄山洗澡?
大唐天宝十年(751年)正月二十六日,这一天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杨贵妃给大将安禄山洗澡,唐玄宗知道这件事之后不仅没有责怪杨贵妃和安禄山,反而还十分高兴,赏赐了安禄山不少金银珠宝,自己的媳妇儿给别的男人洗澡换作任何男人都得火冒三丈,为何唐玄宗不仅不生气还赏赐安禄山呢?
安禄山本是西域小国康国粟特族人,他本姓康,其母为突厥人,安禄山由于自幼丧父,母亲改嫁安延偃,因此他从小改姓安。
由于自幼丧父,安禄山在继父家过得并不好,他很小的时候就自己出来闯荡,安禄山经常混迹于唐朝的北疆边境,干起了边境贸易的中介人行当,也由此养成了安禄山为人圆滑、善于察言观色的本事。
开元二十年(732年)安禄山由于去军营偷羊被抓,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下令将安禄山等偷羊的人按照军法乱棍打死,在生命危急之际,安禄山常年在北方边境待着,知道契丹人和奚族人对时常侵扰唐朝边境,张守珪为此十分烦恼,因此安禄山高喊自己可以替张守珪消灭契丹人和奚族人。
安禄山这一喊果然救了他的命,张守珪一看安禄山是一个年轻胡人,但却能放出如此豪言且汉语说得还很纯正,因此张守珪给了安禄山一次机会,他命人释放了安禄山,命令安禄山和同为胡人的史思明一同去剿捕契丹人和奚族人,如果安禄山能抓到契丹人和奚族人的贵族首领,他就既往不咎,还会重用安禄山,但是如果抓不到,那就还得军法处置。
张守珪既然这么说,安禄山和史思明只能奋勇去打契丹人和奚族人,二人紧密配合加上作战勇敢,果然俘虏了三百多名契丹精锐部队,这让张守珪十分欣赏二人,因此张守珪提拔安禄山为偏将,史思明为校尉,还收了安禄山当义子。
后来安禄山跟随张守珪守卫边境,屡立战功,作战十分骁勇,而且他最让张守珪喜爱的地方就是不仅作战骁勇,为人还十分会来事,知道如何讨好张守珪。
比如安禄山身材肥胖,张守珪十分不喜欢安禄山肥胖的身材,总嫌他吃饭吃得多,因此安禄山从此之后不敢在张守珪面前过量饮食,他故意节食减肥以讨好张守珪。
总之安禄山除了作战骁勇,还十分能讨好上司张守珪,这也使得张守珪对安禄山越发喜爱和器重,所以在最后张守珪病重,临终前他上奏唐玄宗,举荐安禄山接替自己出任幽州节度使,这一举荐得到了唐玄宗的批准,因此安禄山也在张守珪去世后成为了幽州节度使。
张守珪算是安禄山官场上的贵人,但是张守珪去世,安禄山也失去了靠山,毕竟张守珪混迹官场多年,在朝廷内比较有人脉,现在他死了,没人能再替安禄山说话了,如果安禄山认命的话,那他可能仕途就很难再升迁,也只能在幽州节度使的位置上终老了。
但是安禄山这个人太圆滑了,他知道自己想再升迁就得让皇帝唐玄宗关注到自己,但是当时大唐一片歌舞升平,边境没有太大的战事,如何能引起唐玄宗关注自己呢?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中央的大臣替自己在唐玄宗面前说好话。
于是安禄山经常送给朝廷派到地方巡视官员不少金钱,请他们在唐玄宗面前多夸赞自己,所以这些巡视官员回到长安之后都在唐玄宗面前夸奖安禄山统兵有方,善于治军,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一个人在唐玄宗面前夸安禄山还不至于引起唐玄宗的重视,但是随着后来很多巡视官员回来都向唐玄宗报告夸奖安禄山,这使得唐玄宗也认为安禄山是难得的将才,因此很快安禄山就被晋升为营州都督,后来更是获得了进京面圣的机会。
在朝见唐玄宗之前安禄山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打听到唐玄宗当时后宫没有皇后,最宠爱的就是杨贵妃,安禄山就明白了杨贵妃是实际上的后宫之主,为人圆滑的安禄山也很明白女人的枕边风比任何人说好话都更有效率,因此安禄山就打定了讨好杨贵妃的主意。
安禄山来到长安入宫之后受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接见,但是在见面时安禄山并没有第一时间对唐玄宗行跪拜之礼,而是先对杨贵妃行了跪拜之礼。
当时唐玄宗很惊讶的问安禄山为何不先跪拜自己而是跪拜杨贵妃,安禄山从容的说自己母亲是突厥人,按照突厥人的习俗是先尊母亲再敬父亲,而现在杨贵妃乃是一国之母,自己理应先拜贵妃再拜皇帝,安禄山这一番话给唐玄宗和杨贵妃说得都十分高兴。
眼看着杨贵妃在旁边笑得花枝乱颤,安禄山继续顺杆往上爬,他表示杨贵妃好像自己的母亲一般,看到贵妃就如同看到母亲,孺慕之情顿生,因此他恳求认杨贵妃为义母,并且当场就跪下喊杨贵妃为母亲。
杨贵妃虽然很受唐玄宗宠爱,但却并没有生育子女,她还从来没听人称呼自己为母亲,因此安禄山这一声母亲勾起了杨贵妃内心深处渴望为人母的母爱,尽管安禄山比杨贵妃还大了16岁,杨贵妃还是顺势认下了安禄山这个老儿子。
就这样唐玄宗和杨贵妃就顺势认下了安禄山这个儿子,此后安禄山只要见到唐玄宗和杨贵妃都会先跪杨贵妃再跪唐玄宗,如此表现也让唐玄宗认为他“憨厚忠孝”,越发的喜爱他,也因此他更加深得唐玄宗的信任和器重,唐玄宗还赐予了他随意进出宫廷的权力,并且还让杨贵妃的族人多与安禄山亲近走动。
别看唐玄宗让杨贵妃的族人多与安禄山亲近走动,但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却十分反感安禄山,杨国忠可是凭借杨贵妃的裙带关系以及会溜须拍马获得了唐玄宗的喜爱和认可成为宰相,现在突然出现一个又能打仗又会溜须拍马的安禄山,因此杨国忠担心日后安禄山会取代自己成为宰相。
于是他经常在唐玄宗面前构陷安禄山,杨国忠时常对唐玄宗说安禄山在北方手握重兵将来很可能会叛乱。
正是在杨国忠这种谗言构陷的情况下,才出现了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的事,其实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的事情,就是安禄山想讨好杨贵妃的手段。
当时唐玄宗召安禄山进京商议婚事,原来唐玄宗想把侄女荣义郡主嫁给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而正月二十二日正好是安禄山的生日,于是唐玄宗就召安禄山入宫给他过生日再一同商讨荣义郡主与安庆宗的婚事。
安禄山知道自己经常被杨国忠构陷,因此拼命在这场订婚宴加生日宴上讨好唐玄宗和杨贵妃,也是在这种氛围下,杨贵妃突然冒出了一个新奇的想法,既然儿子安禄山过生日,那作为他的老妈杨贵妃却还没给这个大儿子举行过洗三仪式,所以杨贵妃提议给安禄山举行洗三仪式。
洗三仪式是从隋唐时期一直流传到清末民初时期的习俗,婴儿出生三天之后,父母都要给他举行一个沐浴仪式,邀请亲朋好友祝福孩子,主要也是为了洗去孩子刚出生时在母体内的污秽和为孩子祈福消灾,由于在出生第三天,因此民间称为洗三。
由于杨贵妃没有生育子女,因此她十分想体验一下为人母为子女洗三的仪式感,所以才会借着安禄山过生日之时提出这个要求,安禄山一心想给唐玄宗和杨贵妃溜须拍马,自然满口答应愿意让杨贵妃给自己洗三,当场安禄山还给杨贵妃跪下叩谢义母为自己洗三,表现的十分真诚。
杨贵妃提出的这个要求属于略带游戏的性质,唐玄宗自然也不会为此不高兴更不会阻止了,由于安禄山体型肥胖,杨贵妃还特意命工匠在三天之内赶制出一个特制的婴儿洗三浴盆,于是当时已经48岁的安禄山在三天之后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洗三,而当时32岁的杨贵妃给比自己大16岁的儿子洗三也是历史上独一份。
在洗三当天安禄山又高大又肥胖,杨贵妃自然不可能把他抱起来,而且她一个人也洗不过来,因此在不少宫女的辅助下,杨贵妃才象征性的完成了给安禄山的洗三仪式。
洗完之后杨贵妃特意找来特大号的锦布将安禄山包裹起来,然后又命十几个宫女把高大且肥胖的安禄山放在彩轿上,这些宫女就抬着安禄山在御花园里转来转去,而杨贵妃则在一旁呼喊着“禄儿”取乐。
御花园中的嬉戏游乐声也引得唐玄宗过来观看,在看到这一场面后,唐玄宗也十分开心,他认为安禄山如此憨厚忠孝,怎么可能会像杨国忠说的有谋反之心,因此他对安禄山更加信任,并且还当场赏赐了安禄山一笔丰厚的“洗三奖金”。
从这些可以看出来不管是唐玄宗也好,还是杨贵妃,他们俩都只是拿安禄山当一个会来事的奴仆看待,是在拿安禄山取乐,而安禄山为了讨好唐玄宗和杨贵妃也甘愿供他们取乐,此前安禄山就经常在宴会上给唐玄宗跳民族舞蹈助兴,因此安禄山就像是一个娱乐演员一样是唐玄宗和杨贵妃娱乐消遣的项目。
但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越发喜爱安禄山,杨国忠则越发害怕安禄山取代自己,因此杨国忠则继续在安禄山掌控的边军上做文章,对唐玄宗称其终究是胡人,掌控如此大的军权日后必定会有谋反叛乱之心。
杨国忠如此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虽然唐玄宗已经完全信任安禄山,只当杨国忠和安禄山是将相不和,所以根本没听杨国忠的话,后来杨国忠又指使党羽继续称安禄山会有谋反之心,唐玄宗就开始生气了,他把说安禄山会造反的官员直接押送到幽州交给安禄山治罪。
也是杨国忠多次在唐玄宗面前称安禄山会拥兵造反,虽然安禄山凭借取悦唐玄宗保住了自身,但是他还是担心杨国忠在朝廷中总这么攻击自己,早晚会自身难保,因此安禄山也就真有了想造反的打算,毕竟取悦皇帝不如自己当皇帝。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通过积蓄力量终于有了造反的资本,而且这些年他扮小丑取悦唐玄宗和杨贵妃早已就忍够了,于是安禄山在这一年的年底带着老部下史思明正式起兵反唐,史称“安史之乱”,他打着奉唐玄宗密旨进京诛杀奸臣杨国忠为由一路从河北攻向大唐的都城长安。
直到安禄山起兵反叛时,唐玄宗才发现自己被这个外表看似憨厚忠孝的胡人给骗了,自己拿他当小丑,其实到头来自己才是小丑。
由于唐玄宗创造出的“开元盛世”时间久了,因此当时唐朝的军队战斗力远不如开元前期那般强悍,而安禄山的军队基本都是替大唐防卫北疆的精锐部队,因此在安史之乱初期时,安禄山的军队对阵唐朝军队屡战屡胜,一路直接打进陕西。
在对抗安禄山过程中,唐玄宗又听信谗言误杀了名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后来杨国忠又给唐玄宗出了馊主意,建议唐玄宗催促镇守长安屏障要塞潼关的哥舒翰速速出兵与安禄山叛军决战,结果哥舒翰被迫放弃防守潼关的策略主动出击,当时哥舒翰的身体不好还是带病出战,最终哥舒翰兵败被安禄山所抓,潼关失守,长安就成了安禄山攻击的目标。
唐玄宗一看安禄山马上要攻到长安了十分害怕,于是他吓得放弃长安逃往成都,在逃到马嵬驿期间,太子李亨和禁军将领陈玄礼决定兵谏唐玄宗,逼其诛杀杨国忠和杨贵妃兄妹。陈玄礼对唐玄宗表示,如果不诛杀杨国忠和杨贵妃兄妹,那么所有禁卫军将士将弃唐玄宗逃散。
这种情况让唐玄宗十分焦虑,杀不杀杨国忠无所谓,主要是杨贵妃可是他心爱的女人,正当唐玄宗焦虑犹豫之际,却爆发了禁军哗变,由于杨国忠对禁卫军将士进行了责骂,导致发生了哗变,禁卫军校尉张小敬当场将杨国忠射杀,随即禁卫军将士一拥而上将杨国忠当场乱刀分尸。
这时候的禁卫军情绪很激动,已经控制不住了,陈玄礼再次请唐玄宗下旨赐死杨贵妃,唐玄宗一看禁卫军已经哗变,再不赐死杨贵妃,恐怕安禄山没追上来杀掉自己,这些禁卫军将士就会把自己杀掉献给安禄山了,因此为了安抚禁卫军将士的情绪,唐玄宗只得派大太监高力士宣读圣旨赐死杨贵妃。
就这样一代美女杨贵妃命丧马嵬驿,唐玄宗赐死杨贵妃之后,他也被禁卫军将士逼迫的让位给了太子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唐玄宗以太上皇的身份跑到了成都避难,唐肃宗则留在前线负责剿灭安禄山叛乱。
也是这场安史之乱使得大唐国力由盛转衰,而这一切都是唐玄宗被安禄山的蒙蔽所致,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就属于蒙蔽唐玄宗的手段。
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的事也是由北宋那位砸缸救人的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中的记载,司马光还在《资治通鉴》中记载: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
司马光这意思就是认为杨贵妃与安禄山不单是干妈干儿子的关系,两人还有染。其实司马光编写杨贵妃与安禄山的这段事主要是为了警醒宋神宗不可因女色误国,实际上来说杨贵妃与安禄山未必有染。
要知道当时的情形,杨贵妃正是受唐玄宗宠爱之时,她没必要和安禄山这种长相身材都不怎么好的男人私通,如果为此失去唐玄宗宠爱得不偿失。
而安禄山当时只想取悦唐玄宗和杨贵妃,好打消唐玄宗对自己的猜忌,他没必要以身犯险和杨贵妃干点什么出格的事情,反而会直接触怒唐玄宗。因此说杨贵妃与安禄山有染的事纯粹是司马光为了警醒宋神宗才故意往杨贵妃身上泼的脏水。
所以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主要是出于娱乐游戏的目的,两人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出格的事情,唐玄宗自然也不会生气,而且还赏赐了安禄山。
不过安禄山表面看是用这种方式取悦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实际上就是蒙蔽了唐玄宗,安禄山最终发动叛乱,不仅让大唐由盛转衰,也连累死了杨贵妃。
2. 中国古代三大改革家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中?
谢谢邀请:
中国古代政治领域的改革家其实很多。远不止三个,试说一下比较著名的改革家:
管仲:革新齐国,给了齐国全新的政治系统,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划分,就从此开始,管仲的改革相当成功,使得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吴起:在楚国变法,那也是相当了得《史记》里说楚国经他的改革成效: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申不害:利用法家的“术”是弱小的韩国在诸强之间闪躲腾挪,延续社稷,也算功德。
商鞅:这个不说了,估计就是提问者说的三大改革家之一罢。
秦始皇及李斯:对全国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非此我中华文明等同于欧洲矣,统一文字、统一钱币、统一度量衡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改革之举啊。
晁错:力主削藩,改革郡、国共有的体制,虽然生死,但其理想却最终在汉武帝时得以实现。有是国家政治统一,安定。
汉武帝:废黄老之学,独尊儒、术。使中央得以高度集权,国家可以高效率的分配资源,对匈作战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
魏武帝:曹孟德一举推翻原来的门阀选拔机制,唯才是举,此一项当真是振聋发聩,而且非常符合乱世当中惟能者上的形式。曹魏一家独大,此改革功不可没。
王景略:名猛。东晋时期前秦宰相,辅佐天王苻坚改革前秦旧制,使前秦一举强大,灭掉前燕统一北方。
谢安石(名安)、谢幼度(名玄):改革东晋兵制,兴办北府兵。北府精兵名震天下,是东晋乃至南朝前期,抗拒北方的核心力量,使中华衣冠文明得以存续,功也不可谓不高。
北魏孝文帝:革除鲜卑游牧陋习,促进民族融合,在其任上,北魏达致极盛。
隋文帝及其高颎等干臣:一帮君臣最大的贡献在于全面对政治体系进行改革,三省六部,使国家政策有制衡,政令颁布有了较高的安全性,政府职能清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领先欧洲千年以上,税制改革租庸调,使国家税收有保障,百姓负担有明确,府兵制改革自古亦农亦兵的兵制系统,职业军人成为隋唐强大军力的重要保证,科举制,使寒门人士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达致上层,为中国开启了人才选拔的新机制,而且是现在全世界通行的公务员选拔机制,影响欧洲的启蒙运动。隋朝的所有改革都是影响中国政治千年之举。
唐太宗及其干臣:主要贡献在于改革律法《唐律疏议》乃是世界中古史中出类拔萃的精品。确立了东方司法体系。
宋太祖:彻底改革政治体系,重文抑武,使国家重回安定,将军流转制度,使武将再无条件作乱,将调兵权归于文臣,设置枢密院,也是其政治改革的重头戏。当然太祖改革有利有弊。
辽太祖:唯一实施一国两制的帝制国家,南北面官制使辽朝契丹人、汉族人各得其所,实在是了不起的创制,有此政治制度,使辽打破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魔咒。
王介甫(名安石):这也是三大改革者之一,他失败的原因,下面再讲。
成吉思汗:此人彻底改变蒙古各部旧制,让蒙古各部高度团结统一,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重新定制,气魄大,思想密,办法周到,一代天骄当真不是浪得虚名的。
明太祖:小改三省六部,实行内阁制,取消宰相,不过这个改革可不好,皇权彻底失去制约,体制由此走向衰朽。
戚少保(名继光):彻底改革了明军的编制、构成、军备,甚至选拔标准。戚家军能横扫倭寇,戚大将军了不起。有兴趣的可以查阅《戚少保年谱耆编》、《练兵纪实》、《纪效新书》、《莅戎要略》等。
张叔大(名居正):虽然一条鞭法,由桂萼提出,但实施的实在是张居正。该法颁布国立充盈,有人认为张居正一人就使本该早亡的明朝又延续了90年。
雍正:雍正帝改革军机处,使国家管理更趋垂直化,另外废除人头税,改为摊丁入亩,实施火耗归公,这系列的改革都是利国、利民之举,只不过贪官不喜欢。另外,他还废除了自己明成祖时期以来的“贱籍制度”,使最下层人民有了些许改变命运的希望。
光绪、康广厦(名有为)、梁任甫(名启超)等: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其提出的宪政主张,还很符合世界潮流的。
张孝达(名之洞)、曾文正(名国藩)、左季高(名宗棠)等:开西学,兴办洋务,使中国开始真正向西方学习,虽然成王败寇的思想使我们对此褒贬不一,但洋务运动,对中国追赶世界,确有凿荒之功。
秉承不议现代史的原则。历朝改革家就简述到这里。
第二个方面,来说说宁熙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北宋至神宗的积弊之深,用王介甫的奏折写得是非常的恐怖: 我翻译一下《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部分内容:
政治上,选拔官员全看文采,教育体制出了大问题,官员晋升那是论资排辈,又不做考核,又没人监督。拉帮结派,巴结上级的一般都能当大官,而默默努力没有背景的又被排斥,所以北宋官场上上下下都是偷奸耍滑,只看表面而已,有能力的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更蠢货也一样了。
军队由于军官流转太过频繁,任职的时间中怕一多半都在路上,所以夸夸其谈的可以以假乱真,当兵的也没有淘汰,老弱病残也都还在建制当中,又不强调训练,有没有挑选合适的将领,却偏偏长久的给予他们兵权。不打仗驻防的时候,这帮兵就像无赖一样的四处惹事,跟本没有改变五代以来的兵如匪,匪似兵的陋习。
百姓负担又重,又没有专门设立官员予以抚恤,兴修水利,老板姓苦不堪言。
财政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所以仁宗虽然节约,但是百姓兵并富裕,皇帝虽然勤奋忧虑,但是国家还是不能强大…
最后,王介甫总结道:之所以一百年来国家没有什么大的变故,是因为契丹、西夏又还没有到顶峰,国家自然灾害也很少,这真的是运气好啊。但其实社会的现状是什么呢?“…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
这样惨痛的描述,总给人似曾相识之感,仿佛又见天宝年间啊。
针对这些积弊,王介甫大兴改革,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重要的就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三舍法等十余种,涉及农业、税收、基础建设、商业、军事、军事物资、教育、乡镇治安管理等等。这在农耕社会简直就是一场政治地震。
公平的说,这些法律的初衷都是利国利民,而且也都切中时弊的。不过为什么不成功呢?
我看原因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心急没吃上热豆腐:总共变法持续时间才16年,而且还要扣除后期民间官场怨声载道的几年,真正实施也不过10年左右,平均一年一部彻底变革的新法。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你老是在锅里翻,还不把鱼给翻烂了?再说官场也好,百姓也罢总有个适应过程,这样一窝蜂的变法怕是菩萨也难以善后。
二、低估了阻力:介甫之变法,从头至尾给人的感觉有点一厢情愿。比如“方田均税法”,在全国丈量土地,希望查处隐藏的土地,以增加国家收入。那么反过来想,无权无势的怎么可能多占并隐瞒?所以查出来的非富即贵,这下捅了马蜂窝。而宋神宗又不是秦孝公,可以把公子虔的鼻子给割了,宋朝也不是秦国,敢在渭河一天就杀700人。捅了马蜂窝己无人兜底,又没有自保之法,不失败还有逻辑吗?
三、一厢情愿:典型代表青苗法,原意是在春荒时由官府为农民贷款、贷粮,然后夏秋两季在收取一定利息偿还,看起来国、民两利。其实一则百姓依然还不起,还不起就不贷,不贷就主动投靠大地主,大官僚,或卖身为奴,或卖田入佃,等于变相养肥大官僚,大地主,而又影响方田均税法的实施。或者当年歉收,政府贷出的钱粮无法收回,成为呆账。
四、动了底线:比如募役法,徭役不再硬逼着农户出人,可以出钱免除,我没有分析过宋朝钱、粮的汇率,如果出人自带粮食费效比还要优于出钱,那谁愿意?另外,将官员、有功名的人也纳入进来。这件事情虽然做得公平,可士人不纳粮税,那可有上千年的传统,在那个帝制时代,是要相当的本事,才能扭转这一习惯的。读书人会骂娘,官场人要暗算,大地主要怨声载道。本来是好事,结果可能是连老百姓、士人、权贵一起不高兴。
五、 想得天真:比如农田水利法,要求各地基础水利建设由当地住户依照贫富等级出钱兴修,州县也可以贷款。我的天,这在那种没有监督制约体制,又没有网络媒体威力的时代,权贵与富豪与官府的勾结还能有个好?明明知道官场没有人监督考核还敢这么干!最后本来是好好的一件事,结果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六、食古不化:市易法和均输法,一看就在学桑弘羊。西汉时期民间商业并不发达,由国家统一运营,获利肯定大,而且也不扰民,而北宋怕是中国大一统王朝中,民间商业往来相当繁盛的时代,看看清明上河图,想想为什么北宋会出现纸币,就能看出端倪。虽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能用今人的市场经济理论来办事,不过这里还是有书生意气,好心办了坏事的感慨。
七、 心眼狭小:本来这样一个系统的变法,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促成此事,结果王介甫却是处处给自己树敌。凡是有不同意见的统统打压,司马光有意见——抑,苏东坡有意见——贬,而且是一贬再贬,这样的做派,主动把自己孤立起来,实在是不智啊。
八、遇人不淑:由于打压一切反对派,王介甫任用的,都是对他歌功颂德,很多人人品都有问题,就说一个——蔡京,你就知道了。拍马之人意在骑马,利用变法狐假虎威,弄虚作假,中饱私囊,打击异己,几乎他的助手没有一个没干过坏事的。这样的班底,怎么和商鞅当年相比啊。所以,王安石失败的原因,归结起来就是两句话,
弊端盘根错节,积重难返
新法急功近利,脱离实际
加个横批:不败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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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85)。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
3. 老师为什么不讲孔融让梨的后传?
追索历史,探寻过去。
咱们今儿来说道说道这四岁就懂让梨的孔融在成人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咱们的老师为什么都不提及呢?
咱们有句老话叫:“一岁看大,三岁看老”,大概意思就是说:一个孩子的本性或者天赋基本在5岁前就可以显露的七七八八了,就看孩子的家长是否能看的出来,然后如何引导。是会因为孩子的天赋而引导的顺风顺水,走向人生巅峰呢?还是会引导的误入歧途把路给走歪了呢?
相信不少人肯定想过,兄弟之间互相礼让这种小事儿,千百年来难道就没有其他小孩儿做过吗?怎么偏偏就把孔融的这事儿又是记载在史书上,又是给编写进《三字经》这种传世的书册当中呢?你还别说,这事儿是有原因的,并且说出来后肯定会有不少人嗤之以鼻。
孔融(153年-208年9月26日),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是衍圣公孔子的第19世孙。孔家作为圣人后裔,在汉朝地位尊崇,孔融的七世祖孔霸曾为汉元帝的老师,官至侍中。高祖孔尚做过钜鹿太守,父亲孔宙是太山都尉。你说这谁能比的了,怨不得人家能上“三字经”,能被载入史册,都是有原因的啊。
大家都能看的出来孔融这天赋是家学渊源,也是遗传自他十九代前的老祖爷爷。这肉眼可见的天赋,分明是个当道德家,思想家的好料子啊。可他爹没看出来啊,一心想要他儿子在仕途上好好扑腾扑腾,对孔融说:你读书好,以后给我当官去。我的门生故吏满天下,可助你一臂之力。
话说这当官可是有讲究的啊,是一门腹黑、厚黑的学问。咱们的道德家孔融尽管出身名门,但实在是没有军政才能,又生在东汉末年这等乱世,天下各路诸侯并起,孔融他根本无法独自立足,只有依附于某一实力集团。孔融左看曹操有着奸雄之心,不能与之合作。右看袁绍亦有不臣之念,制霸之愿,也不能与之合作。
孔融心说还是自己个儿找块儿地来折腾吧,于是最终在董卓的安排下到了一个叫北海的地儿做国相,结果还没捂热乎儿呢,又被袁绍的儿子袁谭给夺了去,最终只有依附于曹操,但因两人出身各异,经常性的意见不统一,爆发互怼,直至孔融死亡才结束。
可以看出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四岁就知道当时的核心价值观“礼”让,并且付诸实际行动的孔融,出身名门,人脉资源丰富,但却生生的把一手好牌打的稀烂,让人唏嘘不已。
简单介绍完了孔融的履历生平,接下来说说几件事儿,大伙儿就知道为什么老师们都不爱讲孔融成年后的事儿的原因了。
原因之一:不善待百姓 说“让梨哥”孔融在担任北海的国相时,他父亲年纪大了去世了,孔融为父亲办理葬礼的时候,下令让当地的所有百姓必须痛哭。但是死的是你孔融的父亲,又不是百姓们的父亲,这谁能哭的出来。这下可把孔融给惹恼怒了,就立马下令杀掉一个正在自己父亲墓碑前哭的百姓,治罪的理由是:这个人哭的不够用心,不够伤心。百姓们都是敢怒不敢言,你说这孔融这么高身份的一人,这都做的是些什么事儿啊!一定会遭天谴的啊!
原因之二: 抛妻弃子 说孔融是一个故作姿态、虚伪狡诈之人。在建安九年,袁绍的儿子袁谭率兵围攻青州城,这会儿城里的守兵仅仅就剩下了几百人,形势万分危急。当时的孔融一家老小也在青州城内,但他为了维护自己“临危不惧”的名士形象,选择装模作样,故作淡定的饮酒作诗,拒绝上城督战,这可把守城士兵给气坏了,却又没辙。后来,在袁谭的大军即将攻破青州的时候,咱们的大名士孔融干了什么事儿呢?他竟然在士兵的掩护下悄悄地逃离了青州城,并且还无情地丢下了自己妻儿老小,于是他的孩子和妻子都被敌人残忍杀害。
他居然逃了,逃了,了……唉,真是提不成,先不说他的家门背景,也不说他的名士身份,就说他一大老爷们儿,居然是这样一个抛妻弃子的人渣,真想啐他一脸。
原因之三:大逆不孝 孔融曾发表有“父母无恩论”,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概意思就是说:父亲原本就只是为了泄欲,所以父与子之间压根儿就没亲情。而母与子之间又有什么爱?就好比一件东西暂时寄存在容器中,当东西取出后,跟容器还有什么关系呢?孔融又说:“闹饥荒时,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好,便宁肯拿给别人去吃”。大家听听,这都叫什么话,这是为人子女能想该说的话吗?这是以谦让孝顺闻名的孔融该说的话吗?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本来曹操就被孔融这只会空谈的名士烦的够呛,偏偏还自己送上门儿来。于是,曹操便利用了这次言论的负面影响,指使属下罗织了孔融“不忠不孝”、“谤讪朝廷”等罪名予以抓捕,实在是讽刺。
公元208年,时年五十六岁的孔融被处死,并株连全家。
所以“孔融让梨”是好事,具有良好的教育意义,其所传达的“悌”为儒家所推崇,代代相传。一个人可以清高,但别轻狂,聪明和智慧是有距离的。自小长时期获得夸耀对一个未成年人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儿,很可能就是捧杀。
但是长大后的孔融经常自持有才,做事和处事的方式方法自己都斟酌不好,经常惹得天怒人怨。而且还抛妻弃子,还说出那等不孝言论,怎么能做好榜样?因此,我们的老师自然是不会讲孔融让梨的后传以及长大后的故事了,否则怎么解释他的不孝呢?
4. 为什么说苏轼不是一个政治家?
在古代文学家中,本人最喜欢的就是苏轼了。但从客观理性的角度来讲,苏轼并算不上一个政治家。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政治家。有这么一段描述:
而要想影响到社会历史,成为真正地政治家,就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1.政治家代表的不只是自己,背后往往站着一定的阶级或者政治势力,他自己则是其代表。
2.政治家必须掌握核心的政治权力,自己才有机会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去支配别人进行政治活动。
3.政治家是事关全局的政治决策的制定者,他们的这些决定都会给全国带来重大的影响。
4.政治家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政策,就必须和形形色色的人去打交道,并且协调好、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所以必须是政治系统的组织者、协调者。
其次,再来分析一下苏轼是否满足这些条件。
宋仁宗嘉佑二年,苏洵带着苏轼与苏辙进京应试,年仅二十二岁的苏轼以第二名的成绩高中。原本苏轼的文章应该列为第一,由于当时科举考试有糊名法,主考官欧阳修便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文章,便把他列为第二。
殿试结束后,苏轼和苏辙的才华给宋仁宗留下深深地印象。回到后宫,他高兴地给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也非常欣赏他,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欧阳修的预测对了,苏轼果然文章“独步天下”,照耀千古。而宋仁宗的话则没有实现,终其一生,苏轼不是在被贬谪,就是在被贬谪的路上。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正在京城任职,由于反对变法,受到变法派的排挤。苏轼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出京任职,来到杭州担任通判,后来又担任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
在湖州知州任上,发生了“乌台诗案”,苏轼险遭杀身之祸,后被任命为黄州团练副使。经过这一番折腾,苏轼心中不免灰心,想要远离政治纷争,甚至要想把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宋哲宗继位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位,苏轼也被召还朝,一路高升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一度接近权力的中心。然而由于不满旧党对变法一棍子打死,于是他又受到旧党的陷害和打压。他又自请外调到杭州任知州,后来他更是被一贬再贬,一直贬到海南岛的儋州去。
直到宋徽宗即位后,元符四年朝廷大赦,苏轼才回到内地。可是到第二年走到常州的时候,他就去世了。
从考中进士到去世,苏轼从来没有成为任何政治势力的首领人物,也没有掌握过国家的核心权力,更不用说去制定国家政策,统筹协调各种关系,影响到宋朝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以说,苏轼是算不上政治家的。
而同样作为北宋的文人,范仲淹主持过庆历新政,王安石主持过王安石变法。他们的变法虽然都失败了,但是他们都是变法派的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变法制度,也是他们统筹实施变法落地,给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他们才算得上政治家。
最后,苏轼有着强烈的政治理想抱负,但是始终无法实现。不过,国家不幸诗家幸,正是因为他的遭遇,才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让他在文艺作品中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感情。再加上他的才华,让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散文、诗歌、词、书法、绘画等各领域全面开花,而且每一样都达到了顶尖水平,让他成为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可谓是“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5. 刘项原来不读书是谁写的?
唐朝诗人章碣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很多人把这首诗当做重要史料来看,却不知道这首诗包含着三个巨大的谎言,抹黑了三位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被抹黑的这三个著名历史人物,可以说是秦汉交替之际最有名的三个君王——也可以说是两个半皇帝,因为有一个人虽然没有称帝,但却有了皇帝的权力,至少能算半个皇帝。
两千六百多年过去了,还有很多“文化人”在咒骂秦始皇,而他们痛骂秦始皇的原因,是因为“焚书坑儒摧残文化”。这里就要说一句了:即使您真的是儒家传人,也没有理由痛恨秦始皇,因为他并没有屠杀您的祖师。
司马迁是比较不看好秦始皇的,如果他给秦始皇歌功颂德,等于是说汉太祖高皇帝刘邦是乱臣贼子,那么他失去的就不是几两肉,而是肩膀上扛着的“六斤半”。
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这样的:此事发生于秦始皇帝三十五年,在被韩终、侯公、石生、卢生、侯生骗走大量金钱之后,秦始皇开始醒悟,就指派执法部门进行了调查。那些大骗子已经流掉了,只剩下了一批吹喇叭抬轿子的文人(诸生,不是专指儒生)。
那些被抓的文人原先或许可以算得上儒生,但是他们自从跟给江湖术士吹喇叭抬轿子开始,就已经没有资格位列儒家门墙了——子不语怪力乱神,他们已经变成方士术士学徒,不是儒生了。不管是被杀还是被埋,都不能叫做“坑儒”。
这些小喽啰被抓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欺诈罪行:“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相互告发),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秦始皇亲自批示的,就杀了这么四百六十多个人,事实上是杀少了,比起明太祖朱元璋和清高宗弘历,简直是九牛一毛。而且《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已经明确了“焚书”的始作俑者是丞相李斯,李斯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著名的大儒。这样看来,是要把“焚书”的账,记在儒家头上的。
《史记》用了春秋笔法,只说了李斯的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和秦始皇的批示(制曰:“可”),却没有说有没有真正焚书。
秦始皇即使想焚书,也没有机会了——李斯建议焚书是在始皇帝三十三年,其后的日子秦始皇基本都在巡视天下,而且于三十七年就龙御上宾了。
事实上儒生在秦汉两朝都很吃香,特别是刘邦建立大汉帝国之后,大儒们云集长安,这就证明他们在秦朝也没有断了传承,所以秦始皇面前的待诏博士叔孙通,才有机会为刘邦制定上朝礼仪,而且他是带着一百多个徒弟一起降汉的,可见他的“儒家学校”规模不小:“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原(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
从叔孙通的经历,我们就知道秦朝学子们都有书可读,读得好的,还能高居庙堂。同时也能证明李斯的“焚书令”根本就没有得到落实,也就是说,“焚书”只是一个设想。
项羽是个尊称,他姓项名藉字羽,古代只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有名有字,比如刘邦一开始就叫刘季,后代调侃其为“刘三(见《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项羽是楚国贵族,所以他的叔叔项梁在秦帝国杀人也没事,跑到哪都很受欢迎,由此可见秦帝国对六国贵族并没有赶尽杀绝。
因为条件比较优越,所以项羽就像所有富二代一样,可以随意浪费教育资源:“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用过项羽的学习过程,我们就能发现当时根本就不缺教材,因为项羽居然想学兵书战法——这种知识在后面很多朝代都是禁止学习的,也找不到教材。
正是因为很轻易就能学到,所以项羽并不珍惜:“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项羽不是不读书,只是不好好读书而已。但是不好好读书并不代表就没有文化,很多学霸一上课就睡觉,但考试拿第一就像喝凉水。项羽就是属于这种特聪明的熊孩子,所以他在秦末群雄中有战略眼光,有超绝武功,这才有资格成为西楚霸王。
项羽不但打架在行,写起诗歌来,也是一把好手,要不然文艺女青年虞姬也不会对他一往情深,项羽垓下被围,在生死关头,还能完美地展现自己的文采:“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
项羽这首绝命诗,属于“口占”,而且气势磅礴慷慨激昂,温情蕴含于悲壮之中,别有一种残阳如血的凄美。项羽这样的诗文,可不是文盲大老粗能写得出来的——如果不是把文字玩儿得炉火纯青,谁能写出这样的《垓下歌》?事实上古往今来,能写出项羽之诗的,还真没有几个。
能写出传唱千古的名句,刘邦自然是读书的,而且读的还不错,这一点
在《史记》中至少能找到两处证据。
第一个证据:刘邦并不穷,而且也通过了大秦帝国的官吏考试:“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
这个“试为吏”,不管是通过考试当上官吏,还是“通过试用考核”,没有文化的刘邦,是坐不稳亭长之位的——秦始皇在世的时候,对官员的选拔极其严格,不管是李斯还是赵高,都不能捣鬼。赵高之所以能从罪人之子脱颖而出,就是因为法律学得好。
按照《史记》的记载,汉太祖高皇帝是个大帅哥,《史记正义》说他身长七尺八寸,比刘备还高三寸。因为家里有闲钱,所以刘邦不干活还能乐善好施,并且通过考试选拔而当上了大秦帝国泗水亭亭长,这是一个介乎官与吏之间的重要岗位,起码要比晁盖那个保正级别高。
从商鞅变法开始,秦朝的官吏都有一个兼职,那就是负责教化治下百姓,这一点到了秦始皇时期已经成了一个规定,“黔首以吏为师。”如果刘邦没有文化,又怎么能给老百姓当老师,您以为像两千多年以后一样吗?
第二个证据,刘邦是上过正规学校,而且是有同学的,那个同学也十分有名:“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
不管刘邦卢绾是不是世家子弟,他们两家都是世交,这对发小、世兄弟、同学一起打天下,一个称帝一个封王,可见多读书是有用的,有个好同学也很重要,就像很多投机者一定要报高级进修班,其实是为了结识富商大贾一样。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我们不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在那里,但是却不能不佩服章碣的厉害之处:一句诗一笔抹黑秦汉交替之际最有名的三位大人物。但是诗词是当不得正史的,文辞优美不代表观点正确,只要一对照史料,就会发现这传唱千年的名句,包含着三个谎言。
第一、大秦帝国之亡,与焚书坑儒无关,实际是李斯无原则胡亥瞎胡闹;第二,项羽读了包括兵法在内的很多书;第三,刘邦既不是穷人也不是文盲,他的诗文功底,在历代开国之君中也许能排进前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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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君者表也臣者景也的道理?
君者表也,臣者景也的意思是君王是个计时的标杆,臣子是影子。原文是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译文
臣司马光说:古人说,君主英明臣子就会正直。裴矩谄媚于隋朝而忠诚于唐朝,不是他的本性发生了变化。国君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那么忠诚就会变为奸伪,国君喜爱听到正直的言论,那么奸伪就会变为忠诚。因此可知,君王是个计时的标杆,臣子是影子,标杆移动,影子就会跟着移动啊。

扩展资料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7. 谁的政治能力最强?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宋时期的散文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二人。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六人。史称唐宋散文八大家。
今天的问题是谁的政治能力强?只有是王安石了。他最著名的政治上的事件就是:“王安石变法”。他当过宋神宗的宰相,看到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北宋的社会矛盾也发生变化,深刻地感受到危机,曾上书宋仁宗,主张变法,以求国富民强,然而未被采纳。
宋神宗继位后,眼见财力日困,国势日衰,很想振作一番,做个中兴君主。遂不顾重臣的阻拦,破格提拨王安石,实行变法。
王安石实行新法,首先从理财入手,开始就设了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它是个统筹国家财政,制定和颁行新法的官署。新法重要的有下列几项:第一是青苗法,即由政府在青黄不接之际贷青苗钱给农民,以对付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
第二是免役法,这是一种以免役钱代替服徭役的制度,无丁壮的户也要出助役钱,这就减轻了丁壮农民过多过重的徭役负担。
第三是市易法,均输法,是调节物价,防止富有者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的。
第四是田均税法,即丈量土地,整顿赋税,防止隐满地产,这主要是防止大地主漏税的。
此外还有保甲法,保马法,置将法等等,这些新的军事制度,是为了富国强兵的。
新法尽管是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但却触动了大地主,大商人以及高利贷者们的现实利益,因而首先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反对变法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司马光,韩琦,吕诲,苏轼等等。
后族与宫廷中的许多人也竭力反对新法,他们说,新法破坏了祖宗留下来的制度,扰乱了天下,弄得人心惶惶!连华山山崩,慧星出现,以及天旱不雨,都说成是王安石新法的罪过,说他的新法惹了天怒,王安石不滚蛋,天是不会下雨的。甚至有个叫郑侠的大臣出来以头颅担保,罢去新法,赶走王安石,十天之内天准会下雨,如果不验,情愿斩首。
宋神宗在一片反对新法的吵嚷声中有些动摇了。王安石却正气凛然,坚定不移,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对反对派进行了回击。
变法的工作仍然在进行,但推行新法在朝廷上得不到旧臣们的支持。王安石遂起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吏帮他推行新法,即所谓“新党”。新党中如吕惠卿等,也是官僚,他们的心思并不在新法的成败,而想借推行新法之机,植党揽权。后来,新党之间也意见不一,互相排斥。甚至吕惠卿反转过来揭发王安石的隐衷,并拿出证据,说他有欺君之罪。新党分裂了,新法推行不力,旧党的反对也就更激烈了。这样,连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最终也动摇了。
神宗死后,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她早就反对新法,现在她当政了,立即起用司马光做宰相,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把推行了十六年的新法全部废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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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马光怎么那么讨厌,杨贵妃为何要给安禄山洗澡?
大唐天宝十年(751年)正月二十六日,这一天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杨贵妃给大将安禄山洗澡,唐玄宗知道这件事之后不仅没有责怪杨贵妃和安禄山,反而还十分高兴,赏赐了安禄山不少金银珠宝,自己的媳妇儿给别的男人洗澡换作任何男人都得火冒三丈,为何唐玄宗不仅不生气还赏赐安禄山呢?
安禄山本是西域小国康国粟特族人,他本姓康,其母为突厥人,安禄山由于自幼丧父,母亲改嫁安延偃,因此他从小改姓安。
由于自幼丧父,安禄山在继父家过得并不好,他很小的时候就自己出来闯荡,安禄山经常混迹于唐朝的北疆边境,干起了边境贸易的中介人行当,也由此养成了安禄山为人圆滑、善于察言观色的本事。
开元二十年(732年)安禄山由于去军营偷羊被抓,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下令将安禄山等偷羊的人按照军法乱棍打死,在生命危急之际,安禄山常年在北方边境待着,知道契丹人和奚族人对时常侵扰唐朝边境,张守珪为此十分烦恼,因此安禄山高喊自己可以替张守珪消灭契丹人和奚族人。
安禄山这一喊果然救了他的命,张守珪一看安禄山是一个年轻胡人,但却能放出如此豪言且汉语说得还很纯正,因此张守珪给了安禄山一次机会,他命人释放了安禄山,命令安禄山和同为胡人的史思明一同去剿捕契丹人和奚族人,如果安禄山能抓到契丹人和奚族人的贵族首领,他就既往不咎,还会重用安禄山,但是如果抓不到,那就还得军法处置。
张守珪既然这么说,安禄山和史思明只能奋勇去打契丹人和奚族人,二人紧密配合加上作战勇敢,果然俘虏了三百多名契丹精锐部队,这让张守珪十分欣赏二人,因此张守珪提拔安禄山为偏将,史思明为校尉,还收了安禄山当义子。
后来安禄山跟随张守珪守卫边境,屡立战功,作战十分骁勇,而且他最让张守珪喜爱的地方就是不仅作战骁勇,为人还十分会来事,知道如何讨好张守珪。
比如安禄山身材肥胖,张守珪十分不喜欢安禄山肥胖的身材,总嫌他吃饭吃得多,因此安禄山从此之后不敢在张守珪面前过量饮食,他故意节食减肥以讨好张守珪。
总之安禄山除了作战骁勇,还十分能讨好上司张守珪,这也使得张守珪对安禄山越发喜爱和器重,所以在最后张守珪病重,临终前他上奏唐玄宗,举荐安禄山接替自己出任幽州节度使,这一举荐得到了唐玄宗的批准,因此安禄山也在张守珪去世后成为了幽州节度使。
张守珪算是安禄山官场上的贵人,但是张守珪去世,安禄山也失去了靠山,毕竟张守珪混迹官场多年,在朝廷内比较有人脉,现在他死了,没人能再替安禄山说话了,如果安禄山认命的话,那他可能仕途就很难再升迁,也只能在幽州节度使的位置上终老了。
但是安禄山这个人太圆滑了,他知道自己想再升迁就得让皇帝唐玄宗关注到自己,但是当时大唐一片歌舞升平,边境没有太大的战事,如何能引起唐玄宗关注自己呢?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中央的大臣替自己在唐玄宗面前说好话。
于是安禄山经常送给朝廷派到地方巡视官员不少金钱,请他们在唐玄宗面前多夸赞自己,所以这些巡视官员回到长安之后都在唐玄宗面前夸奖安禄山统兵有方,善于治军,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一个人在唐玄宗面前夸安禄山还不至于引起唐玄宗的重视,但是随着后来很多巡视官员回来都向唐玄宗报告夸奖安禄山,这使得唐玄宗也认为安禄山是难得的将才,因此很快安禄山就被晋升为营州都督,后来更是获得了进京面圣的机会。
在朝见唐玄宗之前安禄山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打听到唐玄宗当时后宫没有皇后,最宠爱的就是杨贵妃,安禄山就明白了杨贵妃是实际上的后宫之主,为人圆滑的安禄山也很明白女人的枕边风比任何人说好话都更有效率,因此安禄山就打定了讨好杨贵妃的主意。
安禄山来到长安入宫之后受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接见,但是在见面时安禄山并没有第一时间对唐玄宗行跪拜之礼,而是先对杨贵妃行了跪拜之礼。
当时唐玄宗很惊讶的问安禄山为何不先跪拜自己而是跪拜杨贵妃,安禄山从容的说自己母亲是突厥人,按照突厥人的习俗是先尊母亲再敬父亲,而现在杨贵妃乃是一国之母,自己理应先拜贵妃再拜皇帝,安禄山这一番话给唐玄宗和杨贵妃说得都十分高兴。
眼看着杨贵妃在旁边笑得花枝乱颤,安禄山继续顺杆往上爬,他表示杨贵妃好像自己的母亲一般,看到贵妃就如同看到母亲,孺慕之情顿生,因此他恳求认杨贵妃为义母,并且当场就跪下喊杨贵妃为母亲。
杨贵妃虽然很受唐玄宗宠爱,但却并没有生育子女,她还从来没听人称呼自己为母亲,因此安禄山这一声母亲勾起了杨贵妃内心深处渴望为人母的母爱,尽管安禄山比杨贵妃还大了16岁,杨贵妃还是顺势认下了安禄山这个老儿子。
就这样唐玄宗和杨贵妃就顺势认下了安禄山这个儿子,此后安禄山只要见到唐玄宗和杨贵妃都会先跪杨贵妃再跪唐玄宗,如此表现也让唐玄宗认为他“憨厚忠孝”,越发的喜爱他,也因此他更加深得唐玄宗的信任和器重,唐玄宗还赐予了他随意进出宫廷的权力,并且还让杨贵妃的族人多与安禄山亲近走动。
别看唐玄宗让杨贵妃的族人多与安禄山亲近走动,但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却十分反感安禄山,杨国忠可是凭借杨贵妃的裙带关系以及会溜须拍马获得了唐玄宗的喜爱和认可成为宰相,现在突然出现一个又能打仗又会溜须拍马的安禄山,因此杨国忠担心日后安禄山会取代自己成为宰相。
于是他经常在唐玄宗面前构陷安禄山,杨国忠时常对唐玄宗说安禄山在北方手握重兵将来很可能会叛乱。
正是在杨国忠这种谗言构陷的情况下,才出现了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的事,其实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的事情,就是安禄山想讨好杨贵妃的手段。
当时唐玄宗召安禄山进京商议婚事,原来唐玄宗想把侄女荣义郡主嫁给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而正月二十二日正好是安禄山的生日,于是唐玄宗就召安禄山入宫给他过生日再一同商讨荣义郡主与安庆宗的婚事。
安禄山知道自己经常被杨国忠构陷,因此拼命在这场订婚宴加生日宴上讨好唐玄宗和杨贵妃,也是在这种氛围下,杨贵妃突然冒出了一个新奇的想法,既然儿子安禄山过生日,那作为他的老妈杨贵妃却还没给这个大儿子举行过洗三仪式,所以杨贵妃提议给安禄山举行洗三仪式。
洗三仪式是从隋唐时期一直流传到清末民初时期的习俗,婴儿出生三天之后,父母都要给他举行一个沐浴仪式,邀请亲朋好友祝福孩子,主要也是为了洗去孩子刚出生时在母体内的污秽和为孩子祈福消灾,由于在出生第三天,因此民间称为洗三。
由于杨贵妃没有生育子女,因此她十分想体验一下为人母为子女洗三的仪式感,所以才会借着安禄山过生日之时提出这个要求,安禄山一心想给唐玄宗和杨贵妃溜须拍马,自然满口答应愿意让杨贵妃给自己洗三,当场安禄山还给杨贵妃跪下叩谢义母为自己洗三,表现的十分真诚。
杨贵妃提出的这个要求属于略带游戏的性质,唐玄宗自然也不会为此不高兴更不会阻止了,由于安禄山体型肥胖,杨贵妃还特意命工匠在三天之内赶制出一个特制的婴儿洗三浴盆,于是当时已经48岁的安禄山在三天之后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洗三,而当时32岁的杨贵妃给比自己大16岁的儿子洗三也是历史上独一份。
在洗三当天安禄山又高大又肥胖,杨贵妃自然不可能把他抱起来,而且她一个人也洗不过来,因此在不少宫女的辅助下,杨贵妃才象征性的完成了给安禄山的洗三仪式。
洗完之后杨贵妃特意找来特大号的锦布将安禄山包裹起来,然后又命十几个宫女把高大且肥胖的安禄山放在彩轿上,这些宫女就抬着安禄山在御花园里转来转去,而杨贵妃则在一旁呼喊着“禄儿”取乐。
御花园中的嬉戏游乐声也引得唐玄宗过来观看,在看到这一场面后,唐玄宗也十分开心,他认为安禄山如此憨厚忠孝,怎么可能会像杨国忠说的有谋反之心,因此他对安禄山更加信任,并且还当场赏赐了安禄山一笔丰厚的“洗三奖金”。
从这些可以看出来不管是唐玄宗也好,还是杨贵妃,他们俩都只是拿安禄山当一个会来事的奴仆看待,是在拿安禄山取乐,而安禄山为了讨好唐玄宗和杨贵妃也甘愿供他们取乐,此前安禄山就经常在宴会上给唐玄宗跳民族舞蹈助兴,因此安禄山就像是一个娱乐演员一样是唐玄宗和杨贵妃娱乐消遣的项目。
但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越发喜爱安禄山,杨国忠则越发害怕安禄山取代自己,因此杨国忠则继续在安禄山掌控的边军上做文章,对唐玄宗称其终究是胡人,掌控如此大的军权日后必定会有谋反叛乱之心。
杨国忠如此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虽然唐玄宗已经完全信任安禄山,只当杨国忠和安禄山是将相不和,所以根本没听杨国忠的话,后来杨国忠又指使党羽继续称安禄山会有谋反之心,唐玄宗就开始生气了,他把说安禄山会造反的官员直接押送到幽州交给安禄山治罪。
也是杨国忠多次在唐玄宗面前称安禄山会拥兵造反,虽然安禄山凭借取悦唐玄宗保住了自身,但是他还是担心杨国忠在朝廷中总这么攻击自己,早晚会自身难保,因此安禄山也就真有了想造反的打算,毕竟取悦皇帝不如自己当皇帝。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通过积蓄力量终于有了造反的资本,而且这些年他扮小丑取悦唐玄宗和杨贵妃早已就忍够了,于是安禄山在这一年的年底带着老部下史思明正式起兵反唐,史称“安史之乱”,他打着奉唐玄宗密旨进京诛杀奸臣杨国忠为由一路从河北攻向大唐的都城长安。
直到安禄山起兵反叛时,唐玄宗才发现自己被这个外表看似憨厚忠孝的胡人给骗了,自己拿他当小丑,其实到头来自己才是小丑。
由于唐玄宗创造出的“开元盛世”时间久了,因此当时唐朝的军队战斗力远不如开元前期那般强悍,而安禄山的军队基本都是替大唐防卫北疆的精锐部队,因此在安史之乱初期时,安禄山的军队对阵唐朝军队屡战屡胜,一路直接打进陕西。
在对抗安禄山过程中,唐玄宗又听信谗言误杀了名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后来杨国忠又给唐玄宗出了馊主意,建议唐玄宗催促镇守长安屏障要塞潼关的哥舒翰速速出兵与安禄山叛军决战,结果哥舒翰被迫放弃防守潼关的策略主动出击,当时哥舒翰的身体不好还是带病出战,最终哥舒翰兵败被安禄山所抓,潼关失守,长安就成了安禄山攻击的目标。
唐玄宗一看安禄山马上要攻到长安了十分害怕,于是他吓得放弃长安逃往成都,在逃到马嵬驿期间,太子李亨和禁军将领陈玄礼决定兵谏唐玄宗,逼其诛杀杨国忠和杨贵妃兄妹。陈玄礼对唐玄宗表示,如果不诛杀杨国忠和杨贵妃兄妹,那么所有禁卫军将士将弃唐玄宗逃散。
这种情况让唐玄宗十分焦虑,杀不杀杨国忠无所谓,主要是杨贵妃可是他心爱的女人,正当唐玄宗焦虑犹豫之际,却爆发了禁军哗变,由于杨国忠对禁卫军将士进行了责骂,导致发生了哗变,禁卫军校尉张小敬当场将杨国忠射杀,随即禁卫军将士一拥而上将杨国忠当场乱刀分尸。
这时候的禁卫军情绪很激动,已经控制不住了,陈玄礼再次请唐玄宗下旨赐死杨贵妃,唐玄宗一看禁卫军已经哗变,再不赐死杨贵妃,恐怕安禄山没追上来杀掉自己,这些禁卫军将士就会把自己杀掉献给安禄山了,因此为了安抚禁卫军将士的情绪,唐玄宗只得派大太监高力士宣读圣旨赐死杨贵妃。
就这样一代美女杨贵妃命丧马嵬驿,唐玄宗赐死杨贵妃之后,他也被禁卫军将士逼迫的让位给了太子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唐玄宗以太上皇的身份跑到了成都避难,唐肃宗则留在前线负责剿灭安禄山叛乱。
也是这场安史之乱使得大唐国力由盛转衰,而这一切都是唐玄宗被安禄山的蒙蔽所致,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就属于蒙蔽唐玄宗的手段。
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的事也是由北宋那位砸缸救人的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中的记载,司马光还在《资治通鉴》中记载: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
司马光这意思就是认为杨贵妃与安禄山不单是干妈干儿子的关系,两人还有染。其实司马光编写杨贵妃与安禄山的这段事主要是为了警醒宋神宗不可因女色误国,实际上来说杨贵妃与安禄山未必有染。
要知道当时的情形,杨贵妃正是受唐玄宗宠爱之时,她没必要和安禄山这种长相身材都不怎么好的男人私通,如果为此失去唐玄宗宠爱得不偿失。
而安禄山当时只想取悦唐玄宗和杨贵妃,好打消唐玄宗对自己的猜忌,他没必要以身犯险和杨贵妃干点什么出格的事情,反而会直接触怒唐玄宗。因此说杨贵妃与安禄山有染的事纯粹是司马光为了警醒宋神宗才故意往杨贵妃身上泼的脏水。
所以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主要是出于娱乐游戏的目的,两人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出格的事情,唐玄宗自然也不会生气,而且还赏赐了安禄山。
不过安禄山表面看是用这种方式取悦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实际上就是蒙蔽了唐玄宗,安禄山最终发动叛乱,不仅让大唐由盛转衰,也连累死了杨贵妃。
2. 中国古代三大改革家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中?
谢谢邀请:
中国古代政治领域的改革家其实很多。远不止三个,试说一下比较著名的改革家:
管仲:革新齐国,给了齐国全新的政治系统,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划分,就从此开始,管仲的改革相当成功,使得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吴起:在楚国变法,那也是相当了得《史记》里说楚国经他的改革成效: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申不害:利用法家的“术”是弱小的韩国在诸强之间闪躲腾挪,延续社稷,也算功德。
商鞅:这个不说了,估计就是提问者说的三大改革家之一罢。
秦始皇及李斯:对全国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非此我中华文明等同于欧洲矣,统一文字、统一钱币、统一度量衡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改革之举啊。
晁错:力主削藩,改革郡、国共有的体制,虽然生死,但其理想却最终在汉武帝时得以实现。有是国家政治统一,安定。
汉武帝:废黄老之学,独尊儒、术。使中央得以高度集权,国家可以高效率的分配资源,对匈作战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
魏武帝:曹孟德一举推翻原来的门阀选拔机制,唯才是举,此一项当真是振聋发聩,而且非常符合乱世当中惟能者上的形式。曹魏一家独大,此改革功不可没。
王景略:名猛。东晋时期前秦宰相,辅佐天王苻坚改革前秦旧制,使前秦一举强大,灭掉前燕统一北方。
谢安石(名安)、谢幼度(名玄):改革东晋兵制,兴办北府兵。北府精兵名震天下,是东晋乃至南朝前期,抗拒北方的核心力量,使中华衣冠文明得以存续,功也不可谓不高。
北魏孝文帝:革除鲜卑游牧陋习,促进民族融合,在其任上,北魏达致极盛。
隋文帝及其高颎等干臣:一帮君臣最大的贡献在于全面对政治体系进行改革,三省六部,使国家政策有制衡,政令颁布有了较高的安全性,政府职能清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领先欧洲千年以上,税制改革租庸调,使国家税收有保障,百姓负担有明确,府兵制改革自古亦农亦兵的兵制系统,职业军人成为隋唐强大军力的重要保证,科举制,使寒门人士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达致上层,为中国开启了人才选拔的新机制,而且是现在全世界通行的公务员选拔机制,影响欧洲的启蒙运动。隋朝的所有改革都是影响中国政治千年之举。
唐太宗及其干臣:主要贡献在于改革律法《唐律疏议》乃是世界中古史中出类拔萃的精品。确立了东方司法体系。
宋太祖:彻底改革政治体系,重文抑武,使国家重回安定,将军流转制度,使武将再无条件作乱,将调兵权归于文臣,设置枢密院,也是其政治改革的重头戏。当然太祖改革有利有弊。
辽太祖:唯一实施一国两制的帝制国家,南北面官制使辽朝契丹人、汉族人各得其所,实在是了不起的创制,有此政治制度,使辽打破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魔咒。
王介甫(名安石):这也是三大改革者之一,他失败的原因,下面再讲。
成吉思汗:此人彻底改变蒙古各部旧制,让蒙古各部高度团结统一,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重新定制,气魄大,思想密,办法周到,一代天骄当真不是浪得虚名的。
明太祖:小改三省六部,实行内阁制,取消宰相,不过这个改革可不好,皇权彻底失去制约,体制由此走向衰朽。
戚少保(名继光):彻底改革了明军的编制、构成、军备,甚至选拔标准。戚家军能横扫倭寇,戚大将军了不起。有兴趣的可以查阅《戚少保年谱耆编》、《练兵纪实》、《纪效新书》、《莅戎要略》等。
张叔大(名居正):虽然一条鞭法,由桂萼提出,但实施的实在是张居正。该法颁布国立充盈,有人认为张居正一人就使本该早亡的明朝又延续了90年。
雍正:雍正帝改革军机处,使国家管理更趋垂直化,另外废除人头税,改为摊丁入亩,实施火耗归公,这系列的改革都是利国、利民之举,只不过贪官不喜欢。另外,他还废除了自己明成祖时期以来的“贱籍制度”,使最下层人民有了些许改变命运的希望。
光绪、康广厦(名有为)、梁任甫(名启超)等: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其提出的宪政主张,还很符合世界潮流的。
张孝达(名之洞)、曾文正(名国藩)、左季高(名宗棠)等:开西学,兴办洋务,使中国开始真正向西方学习,虽然成王败寇的思想使我们对此褒贬不一,但洋务运动,对中国追赶世界,确有凿荒之功。
秉承不议现代史的原则。历朝改革家就简述到这里。
第二个方面,来说说宁熙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北宋至神宗的积弊之深,用王介甫的奏折写得是非常的恐怖: 我翻译一下《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部分内容:
政治上,选拔官员全看文采,教育体制出了大问题,官员晋升那是论资排辈,又不做考核,又没人监督。拉帮结派,巴结上级的一般都能当大官,而默默努力没有背景的又被排斥,所以北宋官场上上下下都是偷奸耍滑,只看表面而已,有能力的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更蠢货也一样了。
军队由于军官流转太过频繁,任职的时间中怕一多半都在路上,所以夸夸其谈的可以以假乱真,当兵的也没有淘汰,老弱病残也都还在建制当中,又不强调训练,有没有挑选合适的将领,却偏偏长久的给予他们兵权。不打仗驻防的时候,这帮兵就像无赖一样的四处惹事,跟本没有改变五代以来的兵如匪,匪似兵的陋习。
百姓负担又重,又没有专门设立官员予以抚恤,兴修水利,老板姓苦不堪言。
财政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所以仁宗虽然节约,但是百姓兵并富裕,皇帝虽然勤奋忧虑,但是国家还是不能强大…
最后,王介甫总结道:之所以一百年来国家没有什么大的变故,是因为契丹、西夏又还没有到顶峰,国家自然灾害也很少,这真的是运气好啊。但其实社会的现状是什么呢?“…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
这样惨痛的描述,总给人似曾相识之感,仿佛又见天宝年间啊。
针对这些积弊,王介甫大兴改革,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重要的就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三舍法等十余种,涉及农业、税收、基础建设、商业、军事、军事物资、教育、乡镇治安管理等等。这在农耕社会简直就是一场政治地震。
公平的说,这些法律的初衷都是利国利民,而且也都切中时弊的。不过为什么不成功呢?
我看原因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心急没吃上热豆腐:总共变法持续时间才16年,而且还要扣除后期民间官场怨声载道的几年,真正实施也不过10年左右,平均一年一部彻底变革的新法。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你老是在锅里翻,还不把鱼给翻烂了?再说官场也好,百姓也罢总有个适应过程,这样一窝蜂的变法怕是菩萨也难以善后。
二、低估了阻力:介甫之变法,从头至尾给人的感觉有点一厢情愿。比如“方田均税法”,在全国丈量土地,希望查处隐藏的土地,以增加国家收入。那么反过来想,无权无势的怎么可能多占并隐瞒?所以查出来的非富即贵,这下捅了马蜂窝。而宋神宗又不是秦孝公,可以把公子虔的鼻子给割了,宋朝也不是秦国,敢在渭河一天就杀700人。捅了马蜂窝己无人兜底,又没有自保之法,不失败还有逻辑吗?
三、一厢情愿:典型代表青苗法,原意是在春荒时由官府为农民贷款、贷粮,然后夏秋两季在收取一定利息偿还,看起来国、民两利。其实一则百姓依然还不起,还不起就不贷,不贷就主动投靠大地主,大官僚,或卖身为奴,或卖田入佃,等于变相养肥大官僚,大地主,而又影响方田均税法的实施。或者当年歉收,政府贷出的钱粮无法收回,成为呆账。
四、动了底线:比如募役法,徭役不再硬逼着农户出人,可以出钱免除,我没有分析过宋朝钱、粮的汇率,如果出人自带粮食费效比还要优于出钱,那谁愿意?另外,将官员、有功名的人也纳入进来。这件事情虽然做得公平,可士人不纳粮税,那可有上千年的传统,在那个帝制时代,是要相当的本事,才能扭转这一习惯的。读书人会骂娘,官场人要暗算,大地主要怨声载道。本来是好事,结果可能是连老百姓、士人、权贵一起不高兴。
五、 想得天真:比如农田水利法,要求各地基础水利建设由当地住户依照贫富等级出钱兴修,州县也可以贷款。我的天,这在那种没有监督制约体制,又没有网络媒体威力的时代,权贵与富豪与官府的勾结还能有个好?明明知道官场没有人监督考核还敢这么干!最后本来是好好的一件事,结果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六、食古不化:市易法和均输法,一看就在学桑弘羊。西汉时期民间商业并不发达,由国家统一运营,获利肯定大,而且也不扰民,而北宋怕是中国大一统王朝中,民间商业往来相当繁盛的时代,看看清明上河图,想想为什么北宋会出现纸币,就能看出端倪。虽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能用今人的市场经济理论来办事,不过这里还是有书生意气,好心办了坏事的感慨。
七、 心眼狭小:本来这样一个系统的变法,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促成此事,结果王介甫却是处处给自己树敌。凡是有不同意见的统统打压,司马光有意见——抑,苏东坡有意见——贬,而且是一贬再贬,这样的做派,主动把自己孤立起来,实在是不智啊。
八、遇人不淑:由于打压一切反对派,王介甫任用的,都是对他歌功颂德,很多人人品都有问题,就说一个——蔡京,你就知道了。拍马之人意在骑马,利用变法狐假虎威,弄虚作假,中饱私囊,打击异己,几乎他的助手没有一个没干过坏事的。这样的班底,怎么和商鞅当年相比啊。所以,王安石失败的原因,归结起来就是两句话,
弊端盘根错节,积重难返
新法急功近利,脱离实际
加个横批:不败何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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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85)。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
3. 老师为什么不讲孔融让梨的后传?
追索历史,探寻过去。
咱们今儿来说道说道这四岁就懂让梨的孔融在成人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咱们的老师为什么都不提及呢?
咱们有句老话叫:“一岁看大,三岁看老”,大概意思就是说:一个孩子的本性或者天赋基本在5岁前就可以显露的七七八八了,就看孩子的家长是否能看的出来,然后如何引导。是会因为孩子的天赋而引导的顺风顺水,走向人生巅峰呢?还是会引导的误入歧途把路给走歪了呢?
相信不少人肯定想过,兄弟之间互相礼让这种小事儿,千百年来难道就没有其他小孩儿做过吗?怎么偏偏就把孔融的这事儿又是记载在史书上,又是给编写进《三字经》这种传世的书册当中呢?你还别说,这事儿是有原因的,并且说出来后肯定会有不少人嗤之以鼻。
孔融(153年-208年9月26日),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是衍圣公孔子的第19世孙。孔家作为圣人后裔,在汉朝地位尊崇,孔融的七世祖孔霸曾为汉元帝的老师,官至侍中。高祖孔尚做过钜鹿太守,父亲孔宙是太山都尉。你说这谁能比的了,怨不得人家能上“三字经”,能被载入史册,都是有原因的啊。
大家都能看的出来孔融这天赋是家学渊源,也是遗传自他十九代前的老祖爷爷。这肉眼可见的天赋,分明是个当道德家,思想家的好料子啊。可他爹没看出来啊,一心想要他儿子在仕途上好好扑腾扑腾,对孔融说:你读书好,以后给我当官去。我的门生故吏满天下,可助你一臂之力。
话说这当官可是有讲究的啊,是一门腹黑、厚黑的学问。咱们的道德家孔融尽管出身名门,但实在是没有军政才能,又生在东汉末年这等乱世,天下各路诸侯并起,孔融他根本无法独自立足,只有依附于某一实力集团。孔融左看曹操有着奸雄之心,不能与之合作。右看袁绍亦有不臣之念,制霸之愿,也不能与之合作。
孔融心说还是自己个儿找块儿地来折腾吧,于是最终在董卓的安排下到了一个叫北海的地儿做国相,结果还没捂热乎儿呢,又被袁绍的儿子袁谭给夺了去,最终只有依附于曹操,但因两人出身各异,经常性的意见不统一,爆发互怼,直至孔融死亡才结束。
可以看出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四岁就知道当时的核心价值观“礼”让,并且付诸实际行动的孔融,出身名门,人脉资源丰富,但却生生的把一手好牌打的稀烂,让人唏嘘不已。
简单介绍完了孔融的履历生平,接下来说说几件事儿,大伙儿就知道为什么老师们都不爱讲孔融成年后的事儿的原因了。
原因之一:不善待百姓 说“让梨哥”孔融在担任北海的国相时,他父亲年纪大了去世了,孔融为父亲办理葬礼的时候,下令让当地的所有百姓必须痛哭。但是死的是你孔融的父亲,又不是百姓们的父亲,这谁能哭的出来。这下可把孔融给惹恼怒了,就立马下令杀掉一个正在自己父亲墓碑前哭的百姓,治罪的理由是:这个人哭的不够用心,不够伤心。百姓们都是敢怒不敢言,你说这孔融这么高身份的一人,这都做的是些什么事儿啊!一定会遭天谴的啊!
原因之二: 抛妻弃子 说孔融是一个故作姿态、虚伪狡诈之人。在建安九年,袁绍的儿子袁谭率兵围攻青州城,这会儿城里的守兵仅仅就剩下了几百人,形势万分危急。当时的孔融一家老小也在青州城内,但他为了维护自己“临危不惧”的名士形象,选择装模作样,故作淡定的饮酒作诗,拒绝上城督战,这可把守城士兵给气坏了,却又没辙。后来,在袁谭的大军即将攻破青州的时候,咱们的大名士孔融干了什么事儿呢?他竟然在士兵的掩护下悄悄地逃离了青州城,并且还无情地丢下了自己妻儿老小,于是他的孩子和妻子都被敌人残忍杀害。
他居然逃了,逃了,了……唉,真是提不成,先不说他的家门背景,也不说他的名士身份,就说他一大老爷们儿,居然是这样一个抛妻弃子的人渣,真想啐他一脸。
原因之三:大逆不孝 孔融曾发表有“父母无恩论”,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概意思就是说:父亲原本就只是为了泄欲,所以父与子之间压根儿就没亲情。而母与子之间又有什么爱?就好比一件东西暂时寄存在容器中,当东西取出后,跟容器还有什么关系呢?孔融又说:“闹饥荒时,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好,便宁肯拿给别人去吃”。大家听听,这都叫什么话,这是为人子女能想该说的话吗?这是以谦让孝顺闻名的孔融该说的话吗?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本来曹操就被孔融这只会空谈的名士烦的够呛,偏偏还自己送上门儿来。于是,曹操便利用了这次言论的负面影响,指使属下罗织了孔融“不忠不孝”、“谤讪朝廷”等罪名予以抓捕,实在是讽刺。
公元208年,时年五十六岁的孔融被处死,并株连全家。
所以“孔融让梨”是好事,具有良好的教育意义,其所传达的“悌”为儒家所推崇,代代相传。一个人可以清高,但别轻狂,聪明和智慧是有距离的。自小长时期获得夸耀对一个未成年人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儿,很可能就是捧杀。
但是长大后的孔融经常自持有才,做事和处事的方式方法自己都斟酌不好,经常惹得天怒人怨。而且还抛妻弃子,还说出那等不孝言论,怎么能做好榜样?因此,我们的老师自然是不会讲孔融让梨的后传以及长大后的故事了,否则怎么解释他的不孝呢?
4. 为什么说苏轼不是一个政治家?
在古代文学家中,本人最喜欢的就是苏轼了。但从客观理性的角度来讲,苏轼并算不上一个政治家。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政治家。有这么一段描述:
而要想影响到社会历史,成为真正地政治家,就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1.政治家代表的不只是自己,背后往往站着一定的阶级或者政治势力,他自己则是其代表。
2.政治家必须掌握核心的政治权力,自己才有机会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去支配别人进行政治活动。
3.政治家是事关全局的政治决策的制定者,他们的这些决定都会给全国带来重大的影响。
4.政治家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政策,就必须和形形色色的人去打交道,并且协调好、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所以必须是政治系统的组织者、协调者。
其次,再来分析一下苏轼是否满足这些条件。
宋仁宗嘉佑二年,苏洵带着苏轼与苏辙进京应试,年仅二十二岁的苏轼以第二名的成绩高中。原本苏轼的文章应该列为第一,由于当时科举考试有糊名法,主考官欧阳修便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文章,便把他列为第二。
殿试结束后,苏轼和苏辙的才华给宋仁宗留下深深地印象。回到后宫,他高兴地给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也非常欣赏他,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欧阳修的预测对了,苏轼果然文章“独步天下”,照耀千古。而宋仁宗的话则没有实现,终其一生,苏轼不是在被贬谪,就是在被贬谪的路上。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正在京城任职,由于反对变法,受到变法派的排挤。苏轼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出京任职,来到杭州担任通判,后来又担任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
在湖州知州任上,发生了“乌台诗案”,苏轼险遭杀身之祸,后被任命为黄州团练副使。经过这一番折腾,苏轼心中不免灰心,想要远离政治纷争,甚至要想把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宋哲宗继位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位,苏轼也被召还朝,一路高升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一度接近权力的中心。然而由于不满旧党对变法一棍子打死,于是他又受到旧党的陷害和打压。他又自请外调到杭州任知州,后来他更是被一贬再贬,一直贬到海南岛的儋州去。
直到宋徽宗即位后,元符四年朝廷大赦,苏轼才回到内地。可是到第二年走到常州的时候,他就去世了。
从考中进士到去世,苏轼从来没有成为任何政治势力的首领人物,也没有掌握过国家的核心权力,更不用说去制定国家政策,统筹协调各种关系,影响到宋朝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以说,苏轼是算不上政治家的。
而同样作为北宋的文人,范仲淹主持过庆历新政,王安石主持过王安石变法。他们的变法虽然都失败了,但是他们都是变法派的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变法制度,也是他们统筹实施变法落地,给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他们才算得上政治家。
最后,苏轼有着强烈的政治理想抱负,但是始终无法实现。不过,国家不幸诗家幸,正是因为他的遭遇,才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让他在文艺作品中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感情。再加上他的才华,让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散文、诗歌、词、书法、绘画等各领域全面开花,而且每一样都达到了顶尖水平,让他成为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可谓是“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5. 刘项原来不读书是谁写的?
唐朝诗人章碣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很多人把这首诗当做重要史料来看,却不知道这首诗包含着三个巨大的谎言,抹黑了三位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被抹黑的这三个著名历史人物,可以说是秦汉交替之际最有名的三个君王——也可以说是两个半皇帝,因为有一个人虽然没有称帝,但却有了皇帝的权力,至少能算半个皇帝。
两千六百多年过去了,还有很多“文化人”在咒骂秦始皇,而他们痛骂秦始皇的原因,是因为“焚书坑儒摧残文化”。这里就要说一句了:即使您真的是儒家传人,也没有理由痛恨秦始皇,因为他并没有屠杀您的祖师。
司马迁是比较不看好秦始皇的,如果他给秦始皇歌功颂德,等于是说汉太祖高皇帝刘邦是乱臣贼子,那么他失去的就不是几两肉,而是肩膀上扛着的“六斤半”。
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这样的:此事发生于秦始皇帝三十五年,在被韩终、侯公、石生、卢生、侯生骗走大量金钱之后,秦始皇开始醒悟,就指派执法部门进行了调查。那些大骗子已经流掉了,只剩下了一批吹喇叭抬轿子的文人(诸生,不是专指儒生)。
那些被抓的文人原先或许可以算得上儒生,但是他们自从跟给江湖术士吹喇叭抬轿子开始,就已经没有资格位列儒家门墙了——子不语怪力乱神,他们已经变成方士术士学徒,不是儒生了。不管是被杀还是被埋,都不能叫做“坑儒”。
这些小喽啰被抓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欺诈罪行:“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相互告发),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秦始皇亲自批示的,就杀了这么四百六十多个人,事实上是杀少了,比起明太祖朱元璋和清高宗弘历,简直是九牛一毛。而且《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已经明确了“焚书”的始作俑者是丞相李斯,李斯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著名的大儒。这样看来,是要把“焚书”的账,记在儒家头上的。
《史记》用了春秋笔法,只说了李斯的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和秦始皇的批示(制曰:“可”),却没有说有没有真正焚书。
秦始皇即使想焚书,也没有机会了——李斯建议焚书是在始皇帝三十三年,其后的日子秦始皇基本都在巡视天下,而且于三十七年就龙御上宾了。
事实上儒生在秦汉两朝都很吃香,特别是刘邦建立大汉帝国之后,大儒们云集长安,这就证明他们在秦朝也没有断了传承,所以秦始皇面前的待诏博士叔孙通,才有机会为刘邦制定上朝礼仪,而且他是带着一百多个徒弟一起降汉的,可见他的“儒家学校”规模不小:“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原(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
从叔孙通的经历,我们就知道秦朝学子们都有书可读,读得好的,还能高居庙堂。同时也能证明李斯的“焚书令”根本就没有得到落实,也就是说,“焚书”只是一个设想。
项羽是个尊称,他姓项名藉字羽,古代只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有名有字,比如刘邦一开始就叫刘季,后代调侃其为“刘三(见《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项羽是楚国贵族,所以他的叔叔项梁在秦帝国杀人也没事,跑到哪都很受欢迎,由此可见秦帝国对六国贵族并没有赶尽杀绝。
因为条件比较优越,所以项羽就像所有富二代一样,可以随意浪费教育资源:“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用过项羽的学习过程,我们就能发现当时根本就不缺教材,因为项羽居然想学兵书战法——这种知识在后面很多朝代都是禁止学习的,也找不到教材。
正是因为很轻易就能学到,所以项羽并不珍惜:“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项羽不是不读书,只是不好好读书而已。但是不好好读书并不代表就没有文化,很多学霸一上课就睡觉,但考试拿第一就像喝凉水。项羽就是属于这种特聪明的熊孩子,所以他在秦末群雄中有战略眼光,有超绝武功,这才有资格成为西楚霸王。
项羽不但打架在行,写起诗歌来,也是一把好手,要不然文艺女青年虞姬也不会对他一往情深,项羽垓下被围,在生死关头,还能完美地展现自己的文采:“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
项羽这首绝命诗,属于“口占”,而且气势磅礴慷慨激昂,温情蕴含于悲壮之中,别有一种残阳如血的凄美。项羽这样的诗文,可不是文盲大老粗能写得出来的——如果不是把文字玩儿得炉火纯青,谁能写出这样的《垓下歌》?事实上古往今来,能写出项羽之诗的,还真没有几个。
能写出传唱千古的名句,刘邦自然是读书的,而且读的还不错,这一点
在《史记》中至少能找到两处证据。
第一个证据:刘邦并不穷,而且也通过了大秦帝国的官吏考试:“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
这个“试为吏”,不管是通过考试当上官吏,还是“通过试用考核”,没有文化的刘邦,是坐不稳亭长之位的——秦始皇在世的时候,对官员的选拔极其严格,不管是李斯还是赵高,都不能捣鬼。赵高之所以能从罪人之子脱颖而出,就是因为法律学得好。
按照《史记》的记载,汉太祖高皇帝是个大帅哥,《史记正义》说他身长七尺八寸,比刘备还高三寸。因为家里有闲钱,所以刘邦不干活还能乐善好施,并且通过考试选拔而当上了大秦帝国泗水亭亭长,这是一个介乎官与吏之间的重要岗位,起码要比晁盖那个保正级别高。
从商鞅变法开始,秦朝的官吏都有一个兼职,那就是负责教化治下百姓,这一点到了秦始皇时期已经成了一个规定,“黔首以吏为师。”如果刘邦没有文化,又怎么能给老百姓当老师,您以为像两千多年以后一样吗?
第二个证据,刘邦是上过正规学校,而且是有同学的,那个同学也十分有名:“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
不管刘邦卢绾是不是世家子弟,他们两家都是世交,这对发小、世兄弟、同学一起打天下,一个称帝一个封王,可见多读书是有用的,有个好同学也很重要,就像很多投机者一定要报高级进修班,其实是为了结识富商大贾一样。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我们不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在那里,但是却不能不佩服章碣的厉害之处:一句诗一笔抹黑秦汉交替之际最有名的三位大人物。但是诗词是当不得正史的,文辞优美不代表观点正确,只要一对照史料,就会发现这传唱千年的名句,包含着三个谎言。
第一、大秦帝国之亡,与焚书坑儒无关,实际是李斯无原则胡亥瞎胡闹;第二,项羽读了包括兵法在内的很多书;第三,刘邦既不是穷人也不是文盲,他的诗文功底,在历代开国之君中也许能排进前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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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君者表也臣者景也的道理?
君者表也,臣者景也的意思是君王是个计时的标杆,臣子是影子。原文是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译文
臣司马光说:古人说,君主英明臣子就会正直。裴矩谄媚于隋朝而忠诚于唐朝,不是他的本性发生了变化。国君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那么忠诚就会变为奸伪,国君喜爱听到正直的言论,那么奸伪就会变为忠诚。因此可知,君王是个计时的标杆,臣子是影子,标杆移动,影子就会跟着移动啊。

扩展资料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7. 谁的政治能力最强?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宋时期的散文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二人。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六人。史称唐宋散文八大家。
今天的问题是谁的政治能力强?只有是王安石了。他最著名的政治上的事件就是:“王安石变法”。他当过宋神宗的宰相,看到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北宋的社会矛盾也发生变化,深刻地感受到危机,曾上书宋仁宗,主张变法,以求国富民强,然而未被采纳。
宋神宗继位后,眼见财力日困,国势日衰,很想振作一番,做个中兴君主。遂不顾重臣的阻拦,破格提拨王安石,实行变法。
王安石实行新法,首先从理财入手,开始就设了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它是个统筹国家财政,制定和颁行新法的官署。新法重要的有下列几项:第一是青苗法,即由政府在青黄不接之际贷青苗钱给农民,以对付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
第二是免役法,这是一种以免役钱代替服徭役的制度,无丁壮的户也要出助役钱,这就减轻了丁壮农民过多过重的徭役负担。
第三是市易法,均输法,是调节物价,防止富有者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的。
第四是田均税法,即丈量土地,整顿赋税,防止隐满地产,这主要是防止大地主漏税的。
此外还有保甲法,保马法,置将法等等,这些新的军事制度,是为了富国强兵的。
新法尽管是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但却触动了大地主,大商人以及高利贷者们的现实利益,因而首先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反对变法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司马光,韩琦,吕诲,苏轼等等。
后族与宫廷中的许多人也竭力反对新法,他们说,新法破坏了祖宗留下来的制度,扰乱了天下,弄得人心惶惶!连华山山崩,慧星出现,以及天旱不雨,都说成是王安石新法的罪过,说他的新法惹了天怒,王安石不滚蛋,天是不会下雨的。甚至有个叫郑侠的大臣出来以头颅担保,罢去新法,赶走王安石,十天之内天准会下雨,如果不验,情愿斩首。
宋神宗在一片反对新法的吵嚷声中有些动摇了。王安石却正气凛然,坚定不移,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对反对派进行了回击。
变法的工作仍然在进行,但推行新法在朝廷上得不到旧臣们的支持。王安石遂起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吏帮他推行新法,即所谓“新党”。新党中如吕惠卿等,也是官僚,他们的心思并不在新法的成败,而想借推行新法之机,植党揽权。后来,新党之间也意见不一,互相排斥。甚至吕惠卿反转过来揭发王安石的隐衷,并拿出证据,说他有欺君之罪。新党分裂了,新法推行不力,旧党的反对也就更激烈了。这样,连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最终也动摇了。
神宗死后,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她早就反对新法,现在她当政了,立即起用司马光做宰相,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把推行了十六年的新法全部废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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