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余波:党争到底的士大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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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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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枉死市叔孙通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大宋君臣正在参加明堂大典,噩耗传来,一年多以前回到朝廷,主持拨乱反正工作的司马光去世了。
司马光的道德文章天下楷模,现在更被朝廷倚为心膂。太皇太后和皇帝当即决定亲往吊唁。这本是顺理成章之事,出人意料的是,这时候竟然会有人站出来阻拦。
说话的是程颐:孔子说,哭过的日子,就不要再唱歌。言下之意是,今天已经参加过庆典,再去参加丧礼,就不合适了。
是程颐的话倒又不奇怪了。后世说程朱理学,其实论气质的话,程颢和朱熹相似之处多些,喜谈抽象问题,但也有常识感,现实生活中未必不知道进退。程颐另是一路:去佛寺游玩只有他昂首不拜;到国子监上课就把国子监的现行管理条例批得一钱不值;现在他的职务是崇政殿说书,工作是给皇帝上课,于是就要求宫里把皇帝的一切动向向他这个老师汇报,皇帝想放暑假他不许,皇帝下课攀折了一个柳条就被他上升到破坏天人和谐的高度加以批评总之,全身上下都弥漫着一种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的气质。
有人接话:孔子是说过哭则不歌,但没说过歌则不哭啊?
这个反驳已经很有力,从悲痛中走出来比较困难,但是由乐而悲,那是毫不奇怪的事。这事本来到此为止,但大宋第一段子手,神补刀苏轼又加了一句:
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
文化人骂人,解释起来当然要兜好几个圈子。
第一,叔孙通号称汉代儒宗,听起来是正面人物,然而,他给刘邦制定的礼,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并非真的古董。这自然是讽刺说,刚才程颐讲的规矩,很不靠谱。
第二,叔孙通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人物,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跟谁混,都能混得很好,而哪个主子要完蛋,他总能及时抽身。就是天下人都进了枉死市,恐怕也轮不到叔孙通。
加这个定语就是说,你程颐虽然像叔孙通一样不靠谱,但智商可就差远了。这种骂法,类似我们今天说的坏而且蠢,阳痿色狼之类,是说对方把两种相反的缺陷集于一身。
现场效果,当然是哄堂大笑。不过,哀悼司马光的沉痛严肃的气氛,怕是也因此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据说,这件事是苏轼和程颐结仇的由头。苏轼是四川人,程颐是洛阳人,这也就是所谓蜀洛党争的起因。
从官场地位来说,苏轼在元祐初年颇为扬眉吐气,由中书舍人(掌外制,草拟政府机关的诏旨)、翰林学士(掌内制,草拟皇帝的诏旨)到吏部尚书一路升迁,但毕竟还不算真正实力派的人物。程颐地位更是低得多,当年他参加过一次科举,落榜后就成了考试制度的仇人,只管抨击再不应考,不久前经司马光等人举荐进入朝廷给皇帝教书,但不久之后他就和司马光闹了别扭,皇帝对这个古板先生显然也并不喜欢。
从政见说,苏轼是旧党中的温和派,主张恢复旧法要讲究步骤,新法也不是每条都非废不可。所以他此时最大的敌人应该是旧党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也即是刘掣领衔的所谓朔党。程颐主张回到上古三代之治的这种旧,其实没几个人当真,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分歧。
但问题是,苏轼是诗文领袖,天下士子的偶像,程颐是一代理学宗师,弟子、粉丝也是一抓大把。所以这两个人开撕,立刻就引起了比真正重要的政治议题更多的关注。
当时,苏轼的学生吕陶是御史,苏门四学士都在馆阁,程颐也有门人长期担任谏官,都是有话语权的人物。按照宋代的御史谏官可以风闻奏事的规矩,理论上讲,他们传谣都可以不负责任,那大家彼此攻击起来当然更没有什么客气。
大致说,程颐是这样一种典型,高自标持,思辨精深,自信掌握着绝对真理,把和流俗对着干当作伟大灵魂的证明。苏轼则刚好相反,所谓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对人性人情体察很深,善于说撩在人心尖子上的话。但正因为尊重日常,对反常就有加倍的警惕。
所以一般人看程颐,大概只是觉得画风怪异,苏轼却要认为他奸。理学家们的反击当然也很严厉,一直到南宋,朱熹总结这场争论,说是苏轼这人很没溜,见到程颐这样的正人君子心里害怕,所以干脆主动出击,这是俨然把苏轼说得是个乡愿。两边既然沉浸在道德攻击的乐趣中,对解决实际问题,当然也就不能有什么像样的方案。
当然,这种党争也不会有胜利者,元祐二年,程颐就被赶出了朝廷;而早在这之前,苏轼已经给自己惹上了一个巨大的麻烦。
二出题人的风险
元祐元年十二月,苏轼为学士院拟了这样一道策题:
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臣不识其意,流人于刻。
要学习仁宗皇帝的忠厚,却担心有关部门因此混日子不好好工作;要学习神宗皇帝的励精图治,又怕下面的人不能领会精神,惹是生非搞得太过分。应该怎么办呢?
苏轼又进一步问道,汉文帝也很仁厚,汉宣帝也很进取,却成功避免了这些问题。他们又有什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呢?
这个题目用意很明显,超越新旧党争,寻找更切实可行的折中路线。然而,这个后世看来特别不偏不倚,也很有理论高度的命题,在当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立刻制造了新的事端。
有一个常见的误会是,宋代文人地位高,所以不会挨整,也没有文字狱。其实正因为地位高,所以被盯得严,挨整的机会也就多。而且文化人整文化人,往文字狱的路上跑偏,也是自然的套路。
立刻有人指出,仁宗皇帝的德行,是更胜过汉文帝的;神宗皇帝的事业,更是汉宣帝所比不了的。要知道,宋代的士大夫满脑子尧舜三代,瞧不起汉唐是基本态度。正如后来哲宗皇帝听人把自己尊敬的父亲比作汉武帝,会觉得受到巨大的侮辱,这个今天的秦皇汉武粉大概很难理解,但却是那个时代氛围里的自然反应。
所以谏官们说,身为后世的臣子,只要歌功颂德就可以了,苏轼把先帝的事业拿出来叽叽歪歪,根本就是不忠。
由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后来科举考试的命题,为什么越来越空洞抽象只许代圣人立言不许表达自己的观点?做一个有态度的命题人,风险实在太高了。当然,学生答题中展现立场,那更是把自己的人生压了进去。所以,考卷上不要谈实际问题,代表着考官考生的共同利益,是历史的前进方向。
好在,苏轼这道策题,是事先给皇帝审核过的。攻击者不能无限上纲上线,问题是,这时有苏轼的同乡出来为苏轼辩护,认为攻击者公报私仇有结为朋党的嫌疑。而他的出场,本身似乎就意味着他和苏轼在一起就是朋党。所以彼此攻讦这件事,也就只好继续,这一点和现在的网上拍砖并无大的区别,争辩可以因为任何原因开始,但却不可能靠争辩本身结束。
三 君他日必能杀人
在南宋的正人君子心目当中,所谓元祐更化,简直是一段梦幻般美好的岁月。而现实,当然要残酷得多。有两个很致命的问题,当时根本无法解决。
一是现实问题。废除王安石的新法,当然也就要重新面对变法之前的种种问题,然而却没有人可以拿得出像样的应对方案。没有了宋神宗、王安石时代的那些刻剥之政聚敛来的财富支撑,国家财政怎样维持,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比如对西夏的国防开支,单是熙州、兰州、米脂寨、安疆寨一线,每年就高达三百六十万贯以上,这笔资金就来自青苗钱、助役钱、宽剩钱等新法带来的收益。新法既废,钱也就没了着落。元祐年间的宋夏和议,把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并未战败而如此割地,看似无法理解。实则是这几个堡寨本地没有税收,要维持控制就需要朝廷源源不断的输送,这个包袱朝廷不愿意背了而已。
二是皇帝的情绪问题。更化的核心人物是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当初废除新法,司马光就宣称这是以母改子,不是以子改父,这个策略为废新法找了个比较好听的名头,但小皇帝却被摆放在了相当尴尬的位置。元祐大臣们团结在太皇太后周围,对小皇帝也很不恭敬。奏事都是奔着高太后去的,皇帝开口,有时甚至无人接话会冷场,所以后来皇帝干脆就不说话了。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场面。高太后问:这件事皇帝你怎么看?哲宗答:
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
小皇帝恭默不言者九年,心里藏着多少狂风骤雨,不说也感受得到。他留着一张旧桌子不肯换新的,人问,就说是爹爹用底,一旦皇帝亲政,风要往哪边吹,也一样可以预测。
君子们恐惧的事情很快发生,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皇帝改元绍圣,绍是接续的意思,圣呢?显然不会指被旧党誉为女中尧舜的高太后,无疑指的就是先帝神宗。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章惇回来了。
章惇这个人,英俊,强毅,才华过人,博闻强识,胆大妄为。他本来和苏轼兄弟,程颐兄弟,曾巩、曾布兄弟等人一样,也就是嘉佑二年进士,但因为他的侄子章衡是那年的状元,他以位于侄子之后为耻,嘉祐四年竟然又考了一次,到底高中甲榜。
一个著名的带有预言意味的故事是:章惇与苏轼出游南山仙游潭,章惇请苏轼过独木桥在万仞绝壁上题字。苏轼不敢,章惇便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攝衣而下,提笔写了苏轼、章惇来。
章惇回来后神色不动,苏轼拍着他的背说:将来你一定能够杀人。理由是能拿自己的性命做无谓冒险的人,一定也不会顾惜别人的性命。
章惇在元祐元年罢政出朝,此时又入朝拜相,之后的所作所为,似乎印证了苏轼的预言。
《宋史》中,章惇被列入《奸臣传》,不少其他史料,把章惇的行径,也描述得颇为不堪。
许多史料绘声绘色的描述了章惇主导着对已故高太后的攻击。最敏感的话题是,指责高太后曾经计划立子不立孙,即在神宗故去时,选择神宗的某个弟弟作为继承人。这项罪名如果坐实,就彻底站在了当今皇帝的对立面,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不彻底批倒批臭不能罢休。但这时的人们(包括许多卑微的宦官和后来的大奸臣蔡京)大多守住了道德底线,力证高太后的清白。章惇和他的同伙不顾一切拟好了追废高太后的诏书,幸好,哲宗皇帝怒斥章惇说:你这么做,让我如何有脸跨入英宗(高太后是英宗的皇后)的祖庙?章惇这才作罢。
这些记录其实颇有些可疑,哲宗皇帝长期被祖母压抑充满怨念,章惇却没有理由这么作死。所以也许章惇只是按照哲宗的意旨办事,后人要给皇帝开脱,却只能清算章惇。南宋时,章惇作为大反派已被定性,他的后人却还作《辩诬论》为他辩白,只不过见者哂之。没人信也不见得就是没道理,那时章家已经不可能翻身,大家势利眼而已。
但章惇对旧党出手狠辣则毫无疑问,不论是要发泄元祐年间被排挤的恶气,还是作为巩固自己现在地位的手段,他都有足够的动机这么做。
章惇高调宣称:司马光奸邪,所当先办,事无急于此!司马光和吕公著被追夺了赠官和谥号,当年哲宗亲笔题写碑额的神道碑也被推倒在地。甚至于,掘墓劈棺这种骇人听闻的举措,也被相当认真的提上议事日程。对比当初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唯恐小人议论,抢着由官方做出正面评价的态度,差别可说不啻霄壤。
打击的对象迅速开始扩大化。旧党的中坚力量要打击,旧党中比较温和的边缘人物也要打击,新党中批判旧党不够积极,显得立场不够坚定的一样要打击。
当初,属于新党的蔡确被贬死,现在要为他报仇,吕大防和刘掣被当作了罪魁祸首,尽管这两个人当初对蔡确的处理其实也不以为然。这和现在网上争吵常见的逻辑也遥相呼应:温和的旧党不能阻止极端的旧党,所以也就分享了极端旧党执政带来的红利,处理你也不算冤枉。
当初,作为新党的陆佃参与了《神宗实录》的修撰,他自然不能接受旧党对神宗和王安石的评价,不断提出要增加正面描写。黄庭坚吐槽说:像你这么写,写的就是佞史了。陆佃分毫不让:像你们那么写,写的难道不是谤书吗?现在新党执政,《神宗实录》彻底推倒重来,陆佃竟能够和旧党合作的往事,就成了他的黑历史,也就不免被免职的命运。
史称元祐旧臣无一得免者矣。
但如果认为最坏的日子已经到了,那就显然想错了。不管多么热衷权力斗争,章惇毕竟还算是位能臣,甚至于,比起王安石、司马光他都更有基层工作经验,颇善于把政策落到实处。《宋史》提到章惇主政是宋重新对西夏开战,用浅攻挠耕之说,肆开边隙,似乎行径十分恶劣,但刻意把战争结果扣下没说,元符元年的平夏城之役,是北宋军事史上对外作战少有的大胜,说了,就不像是《奸臣传》了。
真正糟糕的日子,还在后头。
四 轻佻何止是端王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年仅二十五岁的哲宗去世,没有子嗣。于是皇位继承人选的问题,又摆在了大家面前。
这种事,当然是太后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向太后自己无子,对政治权力素来也没有太大兴趣,但她大约是对哲宗的生母朱太妃这些年来拥有和自己同等重要的地位感到厌恶,所以当宰相章惇提议立哲宗的同母弟简王时,她立刻否决了:现在所有的候选人都是庶子,含赵量都差不多,没理由给简王优先地位。
向太后提议端王,章惇立刻反对: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这个草率的表态不可能阻止端王即位,只是使得章惇自己很快被逐出了朝廷。
端王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徽宗赵佶。当然,一个皇帝不管最终风评如何,他即位之初,总要有点积极进取的气象,广大失意人士也总觉得换皇帝对自己来说是个机遇,于是各有各的期待视野,所以新皇帝登基最初的日子,总还是显得朝野上下充满希望。
宋徽宗的第一个年号是建中靖国,这是表态要在新党和旧党之间走中间道路,安靖国家,不再折腾,一些老臣被重新引用。如范仲淹之子,以顾全大局著称的范纯仁,被召入朝任观文殿大学士以备顾问。虽然他已经老病,但仍充分发挥了元祐吉祥物的作用。
但这样的日子一闪即逝,建中靖国这个年号只用了一年,次年即改元崇宁,也就是推崇熙宁新法的意思,而这时新党的领军人物,已经是蔡京了。
很快,元祐大臣又再次成为了奸党的代名词,反动人物的清单,被一再罗列。宋徽宗亲自用漂亮的瘦金体书法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写下了所谓元祐党人的名字,规定不得在京差遣。这是一张无比混乱的名单:有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兄弟这样货真价实的旧党,但如章惇、曾布也赫然在列,理由,不过是他们是蔡京的政敌而已。
这里不妨梳理一下新党、旧党来回轮替的过程。
宋神宗去世,哲宗元祐年间,太皇太后高氏主政,废新法。
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恢复新法。
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引用了一批旧臣,一时号称小元祐。
徽宗改元崇宁,又行新法。
崇宁五年正月,彗星出现。这象征着上天的警示,于是徽宗表示宽恕,拆毁端礼门外的党籍碑,宣布解除党禁。
仅仅两年之后,徽宗又宣布对元祐党人区别对待,有的可以宽大,但罪在宗庙的不予赦免
新法刚刚诞生的时候,争辩双方还不乏理性,把新、旧制度各自的利弊,归纳、揭发得颇为到位。但如此翻来覆去摊煎饼,新旧制度的弊端都被放到最大,而好处则都难以体现。旧体制的好处是本来至少可以暂时维持稳定,但来回折腾哪里还说得上什么稳定?新体制本来意在提升国家机器的效率,但一个缺少确定性的体制,根本不会有什么效率。
对这种状况最为满意的,大概只有蔡京这样新旧两党间的投机者和基层的胥吏,每一次政策变动都是他们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机会。至于小民在这种尺蠖效应下的处境,不免日渐艰难。但道德君子只能发出空洞的叹息而无能为力,优秀的实干家则自然是不屑一顾。
而这时的北方渐渐战云密布,靖康,已经近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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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枉死市叔孙通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大宋君臣正在参加明堂大典,噩耗传来,一年多以前回到朝廷,主持拨乱反正工作的司马光去世了。
司马光的道德文章天下楷模,现在更被朝廷倚为心膂。太皇太后和皇帝当即决定亲往吊唁。这本是顺理成章之事,出人意料的是,这时候竟然会有人站出来阻拦。
说话的是程颐:孔子说,哭过的日子,就不要再唱歌。言下之意是,今天已经参加过庆典,再去参加丧礼,就不合适了。
是程颐的话倒又不奇怪了。后世说程朱理学,其实论气质的话,程颢和朱熹相似之处多些,喜谈抽象问题,但也有常识感,现实生活中未必不知道进退。程颐另是一路:去佛寺游玩只有他昂首不拜;到国子监上课就把国子监的现行管理条例批得一钱不值;现在他的职务是崇政殿说书,工作是给皇帝上课,于是就要求宫里把皇帝的一切动向向他这个老师汇报,皇帝想放暑假他不许,皇帝下课攀折了一个柳条就被他上升到破坏天人和谐的高度加以批评总之,全身上下都弥漫着一种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的气质。
有人接话:孔子是说过哭则不歌,但没说过歌则不哭啊?
这个反驳已经很有力,从悲痛中走出来比较困难,但是由乐而悲,那是毫不奇怪的事。这事本来到此为止,但大宋第一段子手,神补刀苏轼又加了一句:
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
文化人骂人,解释起来当然要兜好几个圈子。
第一,叔孙通号称汉代儒宗,听起来是正面人物,然而,他给刘邦制定的礼,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并非真的古董。这自然是讽刺说,刚才程颐讲的规矩,很不靠谱。
第二,叔孙通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人物,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跟谁混,都能混得很好,而哪个主子要完蛋,他总能及时抽身。就是天下人都进了枉死市,恐怕也轮不到叔孙通。
加这个定语就是说,你程颐虽然像叔孙通一样不靠谱,但智商可就差远了。这种骂法,类似我们今天说的坏而且蠢,阳痿色狼之类,是说对方把两种相反的缺陷集于一身。
现场效果,当然是哄堂大笑。不过,哀悼司马光的沉痛严肃的气氛,怕是也因此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据说,这件事是苏轼和程颐结仇的由头。苏轼是四川人,程颐是洛阳人,这也就是所谓蜀洛党争的起因。
从官场地位来说,苏轼在元祐初年颇为扬眉吐气,由中书舍人(掌外制,草拟政府机关的诏旨)、翰林学士(掌内制,草拟皇帝的诏旨)到吏部尚书一路升迁,但毕竟还不算真正实力派的人物。程颐地位更是低得多,当年他参加过一次科举,落榜后就成了考试制度的仇人,只管抨击再不应考,不久前经司马光等人举荐进入朝廷给皇帝教书,但不久之后他就和司马光闹了别扭,皇帝对这个古板先生显然也并不喜欢。
从政见说,苏轼是旧党中的温和派,主张恢复旧法要讲究步骤,新法也不是每条都非废不可。所以他此时最大的敌人应该是旧党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也即是刘掣领衔的所谓朔党。程颐主张回到上古三代之治的这种旧,其实没几个人当真,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分歧。
但问题是,苏轼是诗文领袖,天下士子的偶像,程颐是一代理学宗师,弟子、粉丝也是一抓大把。所以这两个人开撕,立刻就引起了比真正重要的政治议题更多的关注。
当时,苏轼的学生吕陶是御史,苏门四学士都在馆阁,程颐也有门人长期担任谏官,都是有话语权的人物。按照宋代的御史谏官可以风闻奏事的规矩,理论上讲,他们传谣都可以不负责任,那大家彼此攻击起来当然更没有什么客气。
大致说,程颐是这样一种典型,高自标持,思辨精深,自信掌握着绝对真理,把和流俗对着干当作伟大灵魂的证明。苏轼则刚好相反,所谓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对人性人情体察很深,善于说撩在人心尖子上的话。但正因为尊重日常,对反常就有加倍的警惕。
所以一般人看程颐,大概只是觉得画风怪异,苏轼却要认为他奸。理学家们的反击当然也很严厉,一直到南宋,朱熹总结这场争论,说是苏轼这人很没溜,见到程颐这样的正人君子心里害怕,所以干脆主动出击,这是俨然把苏轼说得是个乡愿。两边既然沉浸在道德攻击的乐趣中,对解决实际问题,当然也就不能有什么像样的方案。
当然,这种党争也不会有胜利者,元祐二年,程颐就被赶出了朝廷;而早在这之前,苏轼已经给自己惹上了一个巨大的麻烦。
二出题人的风险
元祐元年十二月,苏轼为学士院拟了这样一道策题:
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臣不识其意,流人于刻。
要学习仁宗皇帝的忠厚,却担心有关部门因此混日子不好好工作;要学习神宗皇帝的励精图治,又怕下面的人不能领会精神,惹是生非搞得太过分。应该怎么办呢?
苏轼又进一步问道,汉文帝也很仁厚,汉宣帝也很进取,却成功避免了这些问题。他们又有什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呢?
这个题目用意很明显,超越新旧党争,寻找更切实可行的折中路线。然而,这个后世看来特别不偏不倚,也很有理论高度的命题,在当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立刻制造了新的事端。
有一个常见的误会是,宋代文人地位高,所以不会挨整,也没有文字狱。其实正因为地位高,所以被盯得严,挨整的机会也就多。而且文化人整文化人,往文字狱的路上跑偏,也是自然的套路。
立刻有人指出,仁宗皇帝的德行,是更胜过汉文帝的;神宗皇帝的事业,更是汉宣帝所比不了的。要知道,宋代的士大夫满脑子尧舜三代,瞧不起汉唐是基本态度。正如后来哲宗皇帝听人把自己尊敬的父亲比作汉武帝,会觉得受到巨大的侮辱,这个今天的秦皇汉武粉大概很难理解,但却是那个时代氛围里的自然反应。
所以谏官们说,身为后世的臣子,只要歌功颂德就可以了,苏轼把先帝的事业拿出来叽叽歪歪,根本就是不忠。
由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后来科举考试的命题,为什么越来越空洞抽象只许代圣人立言不许表达自己的观点?做一个有态度的命题人,风险实在太高了。当然,学生答题中展现立场,那更是把自己的人生压了进去。所以,考卷上不要谈实际问题,代表着考官考生的共同利益,是历史的前进方向。
好在,苏轼这道策题,是事先给皇帝审核过的。攻击者不能无限上纲上线,问题是,这时有苏轼的同乡出来为苏轼辩护,认为攻击者公报私仇有结为朋党的嫌疑。而他的出场,本身似乎就意味着他和苏轼在一起就是朋党。所以彼此攻讦这件事,也就只好继续,这一点和现在的网上拍砖并无大的区别,争辩可以因为任何原因开始,但却不可能靠争辩本身结束。
三 君他日必能杀人
在南宋的正人君子心目当中,所谓元祐更化,简直是一段梦幻般美好的岁月。而现实,当然要残酷得多。有两个很致命的问题,当时根本无法解决。
一是现实问题。废除王安石的新法,当然也就要重新面对变法之前的种种问题,然而却没有人可以拿得出像样的应对方案。没有了宋神宗、王安石时代的那些刻剥之政聚敛来的财富支撑,国家财政怎样维持,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比如对西夏的国防开支,单是熙州、兰州、米脂寨、安疆寨一线,每年就高达三百六十万贯以上,这笔资金就来自青苗钱、助役钱、宽剩钱等新法带来的收益。新法既废,钱也就没了着落。元祐年间的宋夏和议,把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并未战败而如此割地,看似无法理解。实则是这几个堡寨本地没有税收,要维持控制就需要朝廷源源不断的输送,这个包袱朝廷不愿意背了而已。
二是皇帝的情绪问题。更化的核心人物是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当初废除新法,司马光就宣称这是以母改子,不是以子改父,这个策略为废新法找了个比较好听的名头,但小皇帝却被摆放在了相当尴尬的位置。元祐大臣们团结在太皇太后周围,对小皇帝也很不恭敬。奏事都是奔着高太后去的,皇帝开口,有时甚至无人接话会冷场,所以后来皇帝干脆就不说话了。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场面。高太后问:这件事皇帝你怎么看?哲宗答:
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
小皇帝恭默不言者九年,心里藏着多少狂风骤雨,不说也感受得到。他留着一张旧桌子不肯换新的,人问,就说是爹爹用底,一旦皇帝亲政,风要往哪边吹,也一样可以预测。
君子们恐惧的事情很快发生,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皇帝改元绍圣,绍是接续的意思,圣呢?显然不会指被旧党誉为女中尧舜的高太后,无疑指的就是先帝神宗。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章惇回来了。
章惇这个人,英俊,强毅,才华过人,博闻强识,胆大妄为。他本来和苏轼兄弟,程颐兄弟,曾巩、曾布兄弟等人一样,也就是嘉佑二年进士,但因为他的侄子章衡是那年的状元,他以位于侄子之后为耻,嘉祐四年竟然又考了一次,到底高中甲榜。
一个著名的带有预言意味的故事是:章惇与苏轼出游南山仙游潭,章惇请苏轼过独木桥在万仞绝壁上题字。苏轼不敢,章惇便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攝衣而下,提笔写了苏轼、章惇来。
章惇回来后神色不动,苏轼拍着他的背说:将来你一定能够杀人。理由是能拿自己的性命做无谓冒险的人,一定也不会顾惜别人的性命。
章惇在元祐元年罢政出朝,此时又入朝拜相,之后的所作所为,似乎印证了苏轼的预言。
《宋史》中,章惇被列入《奸臣传》,不少其他史料,把章惇的行径,也描述得颇为不堪。
许多史料绘声绘色的描述了章惇主导着对已故高太后的攻击。最敏感的话题是,指责高太后曾经计划立子不立孙,即在神宗故去时,选择神宗的某个弟弟作为继承人。这项罪名如果坐实,就彻底站在了当今皇帝的对立面,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不彻底批倒批臭不能罢休。但这时的人们(包括许多卑微的宦官和后来的大奸臣蔡京)大多守住了道德底线,力证高太后的清白。章惇和他的同伙不顾一切拟好了追废高太后的诏书,幸好,哲宗皇帝怒斥章惇说:你这么做,让我如何有脸跨入英宗(高太后是英宗的皇后)的祖庙?章惇这才作罢。
这些记录其实颇有些可疑,哲宗皇帝长期被祖母压抑充满怨念,章惇却没有理由这么作死。所以也许章惇只是按照哲宗的意旨办事,后人要给皇帝开脱,却只能清算章惇。南宋时,章惇作为大反派已被定性,他的后人却还作《辩诬论》为他辩白,只不过见者哂之。没人信也不见得就是没道理,那时章家已经不可能翻身,大家势利眼而已。
但章惇对旧党出手狠辣则毫无疑问,不论是要发泄元祐年间被排挤的恶气,还是作为巩固自己现在地位的手段,他都有足够的动机这么做。
章惇高调宣称:司马光奸邪,所当先办,事无急于此!司马光和吕公著被追夺了赠官和谥号,当年哲宗亲笔题写碑额的神道碑也被推倒在地。甚至于,掘墓劈棺这种骇人听闻的举措,也被相当认真的提上议事日程。对比当初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唯恐小人议论,抢着由官方做出正面评价的态度,差别可说不啻霄壤。
打击的对象迅速开始扩大化。旧党的中坚力量要打击,旧党中比较温和的边缘人物也要打击,新党中批判旧党不够积极,显得立场不够坚定的一样要打击。
当初,属于新党的蔡确被贬死,现在要为他报仇,吕大防和刘掣被当作了罪魁祸首,尽管这两个人当初对蔡确的处理其实也不以为然。这和现在网上争吵常见的逻辑也遥相呼应:温和的旧党不能阻止极端的旧党,所以也就分享了极端旧党执政带来的红利,处理你也不算冤枉。
当初,作为新党的陆佃参与了《神宗实录》的修撰,他自然不能接受旧党对神宗和王安石的评价,不断提出要增加正面描写。黄庭坚吐槽说:像你这么写,写的就是佞史了。陆佃分毫不让:像你们那么写,写的难道不是谤书吗?现在新党执政,《神宗实录》彻底推倒重来,陆佃竟能够和旧党合作的往事,就成了他的黑历史,也就不免被免职的命运。
史称元祐旧臣无一得免者矣。
但如果认为最坏的日子已经到了,那就显然想错了。不管多么热衷权力斗争,章惇毕竟还算是位能臣,甚至于,比起王安石、司马光他都更有基层工作经验,颇善于把政策落到实处。《宋史》提到章惇主政是宋重新对西夏开战,用浅攻挠耕之说,肆开边隙,似乎行径十分恶劣,但刻意把战争结果扣下没说,元符元年的平夏城之役,是北宋军事史上对外作战少有的大胜,说了,就不像是《奸臣传》了。
真正糟糕的日子,还在后头。
四 轻佻何止是端王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年仅二十五岁的哲宗去世,没有子嗣。于是皇位继承人选的问题,又摆在了大家面前。
这种事,当然是太后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向太后自己无子,对政治权力素来也没有太大兴趣,但她大约是对哲宗的生母朱太妃这些年来拥有和自己同等重要的地位感到厌恶,所以当宰相章惇提议立哲宗的同母弟简王时,她立刻否决了:现在所有的候选人都是庶子,含赵量都差不多,没理由给简王优先地位。
向太后提议端王,章惇立刻反对: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这个草率的表态不可能阻止端王即位,只是使得章惇自己很快被逐出了朝廷。
端王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徽宗赵佶。当然,一个皇帝不管最终风评如何,他即位之初,总要有点积极进取的气象,广大失意人士也总觉得换皇帝对自己来说是个机遇,于是各有各的期待视野,所以新皇帝登基最初的日子,总还是显得朝野上下充满希望。
宋徽宗的第一个年号是建中靖国,这是表态要在新党和旧党之间走中间道路,安靖国家,不再折腾,一些老臣被重新引用。如范仲淹之子,以顾全大局著称的范纯仁,被召入朝任观文殿大学士以备顾问。虽然他已经老病,但仍充分发挥了元祐吉祥物的作用。
但这样的日子一闪即逝,建中靖国这个年号只用了一年,次年即改元崇宁,也就是推崇熙宁新法的意思,而这时新党的领军人物,已经是蔡京了。
很快,元祐大臣又再次成为了奸党的代名词,反动人物的清单,被一再罗列。宋徽宗亲自用漂亮的瘦金体书法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写下了所谓元祐党人的名字,规定不得在京差遣。这是一张无比混乱的名单:有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兄弟这样货真价实的旧党,但如章惇、曾布也赫然在列,理由,不过是他们是蔡京的政敌而已。
这里不妨梳理一下新党、旧党来回轮替的过程。
宋神宗去世,哲宗元祐年间,太皇太后高氏主政,废新法。
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恢复新法。
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引用了一批旧臣,一时号称小元祐。
徽宗改元崇宁,又行新法。
崇宁五年正月,彗星出现。这象征着上天的警示,于是徽宗表示宽恕,拆毁端礼门外的党籍碑,宣布解除党禁。
仅仅两年之后,徽宗又宣布对元祐党人区别对待,有的可以宽大,但罪在宗庙的不予赦免
新法刚刚诞生的时候,争辩双方还不乏理性,把新、旧制度各自的利弊,归纳、揭发得颇为到位。但如此翻来覆去摊煎饼,新旧制度的弊端都被放到最大,而好处则都难以体现。旧体制的好处是本来至少可以暂时维持稳定,但来回折腾哪里还说得上什么稳定?新体制本来意在提升国家机器的效率,但一个缺少确定性的体制,根本不会有什么效率。
对这种状况最为满意的,大概只有蔡京这样新旧两党间的投机者和基层的胥吏,每一次政策变动都是他们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机会。至于小民在这种尺蠖效应下的处境,不免日渐艰难。但道德君子只能发出空洞的叹息而无能为力,优秀的实干家则自然是不屑一顾。
而这时的北方渐渐战云密布,靖康,已经近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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