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颠覆传统的女性自我觉醒之路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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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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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知
编辑小阿陈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爆发了具有鲜明政治属性的女权运动,以聚焦女性社会地位权利和批判男权制度下的女性压迫为主要特征;
强调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平等,运动对表现在文学维度上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了影响。
文学批评领域以英美派伊莱恩·肖沃尔特为代表,她们主张使用全新的女性经验和视角审视传统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发掘过去被淹没的女性创作资料,揭示潜藏在文本内部的两性对立关系和女性被压迫的真实状况;
并在此基础上重构女性文学经典传统,进而构建独立的女性主义理论框架体系,解构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文学传统。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合著了《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该书从1979年出版以来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
两位批评家在书中采用修正父权诗学的方式,以女性视角为切入点重新审视西方文学史,深度挖掘被历史和男性文学埋没、遗忘及边缘化的女性文学。
她们选取19世纪英美女性作家作品并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进行再阐释,通过梳理这一时期女性作品的相同文化经验和写作策略;
归纳总结女性主义批评的共同规律,重新建立女性价值观念体系和批评标准,以期对长期以来由男性定义的文学史进行重新定义,建构女性主义批评诗学。
两位批评家以19世纪女性作家简·奥斯汀、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玛丽·雪莱、乔治·艾略特、艾米莉·狄金森等人的作品为研究对象,这与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创作视角立场、批评标准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这一时期英美女性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写作不再采取匿名方式隐藏自己的性别。
另外,女性作家创作时受到了相同社会背景、经验、文化的影响,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会把这种影响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使作品在形式、主题、内涵、风格上不同于男性文学传统。
可见,批评家在书中使用的策略方法与肖沃尔特从女性主体身份价值观出发打破地域、时空、民族界限的批评策略主张和手法相似;
女性主义批评内部具有稳定的理论结构和价值体系。
本文基于《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中对《简·爱》的分析,归纳梳理批评家建构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策略,以期对我国女性文学有一定的启示。
叙述话语视角的错位:混淆愤怒情绪的发泄主体
语言作为政治经济权利的表征具有塑造话语权的功能,女性主义批评用话语叙述策略改变男性歪曲女性的真实存在;
进而争取自己的权利反抗男性话语统治秩序,冲破父权制思想体系塑造女性主体的功能,颠覆既定的男性话语世界,避免陷入男性话语统治的逻辑思维之中。
文学语言表意符号结构之下隐藏着男性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叙述者一旦进入话语体系之中并使用这套话语,就不能摆脱话语对叙述者的影响。
由于女性从被看转向看、从被写转向写,容易使叙述话语视角出现错位,批评家借鉴西方语言学的思维方式,批判否定男权制统治结构及主导话语下的女性压迫,
对语言规则、叙事结构及隐含的意识形态进行研究,从话语叙述层面对话语表述本身进行分析,分析作品时往往会把作者的愤怒等同于作品中人物的愤怒。
吉尔伯特对《简·爱》的分析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她认为夏洛蒂·勃朗特通过写小说这种方式表现了作家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吉尔伯特在分析中混淆了勃朗特和简的身份,把勃朗特和简视为同一个人,把《简·爱》当作勃朗特的自传。
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与小说的写作风格也有一定的关系,该小说从出版问世以来一直是评论家和读者关注的焦点,其思想内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很多评论家在分析作品时也把它当成勃朗特的自传,原因有四。
其一,小说中有大量描写愤怒情感的句式和语句,勃朗特喜欢用排比和反问句式描写人物情绪。
其二,小说中经常出现读者读者啊一类的词语,这类词语往往给读者营造一种倾听故事的氛围,作者似乎在向读者讲述她个人的遭遇。
其三,小说采用具有内心独白特质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情感基调像是主人公娓娓道来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故事。
其四,《简·爱》是一部女性追求男女平等、思想独立的宣言之书,勃朗特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和思想与简十分相似,同时批评家在《句子的影响力量:女性作家与作者身份的焦虑》。
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勃朗特作品中,而且还出现在19世纪其他女性作家作品中,在当时的文坛中具有普遍性。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对《简·爱》进行分析和评价时也认为勃朗特确实借写小说的方式宣泄了自己的愤怒情绪,反抗父权社会意识霸权。
伍尔夫反对勃朗特违背小说应描写客观社会现实的原则、进而使小说失真的写作方式。
吉尔伯特在分析《简·爱》时并不考虑小说的忠实性和客观性,她相信自己女性主义分析的正确性建立在对文本的合理性解读和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合理建构上,正如批评家在序言中所阐述: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而要相信女性主义的分析。
人物形象的再阐释:重新解读被遮蔽的女性形象
吉尔伯特和古芭主张以性别意识为核心对女性写作和文学史进行重新梳理,以此构建女性文学框架,解构男权话语和男性中心的文学传统模式,挖掘由男性建构的文学史中对女性形象的忽视、遮蔽和歪曲。
批评家在建构女性诗学过程中试图通过梳理女性文学传统彰显女性书写者的主体地位,女性需要改变在社会和文学中虚弱无力的形象,以女性独特视角建立新的女性文学形象,构建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世界,避免读者受到男性话语权的利用和控制。
文学史中以男性为主流的文学作品存在大量性别歧视,由于女性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有限,女性的真实经历和感受不能通过文学作品进行真实表达。
另外男性对女性的研究也使女性形象成为男性心目中应当有的样子,即使是女性作家的作品也多数受到男性中心主义诗学的影响;
西方传统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话语模式下建构出来的,男性作家和批评家在西方文学中一直是文坛主角,女性作家和批评家则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西方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男性构建起来的并体现出明显的男性化特征,这些都建立在以父权统治为中心的社会话语结构之上。
批评家从对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的重新阐释中构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批评,打破了文坛被男性话语垄断的局面,她们在构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时使用的另一策略是通过对传统女性文本的挖掘,对小说中的反传统女性形象进行重新解读。
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往往按照男性意愿被塑造出来,女性形象塑造的价值偏向以男性为中心,并打上了男性统治者的烙印,她们具有高尚的品德、温良恭顺的性格、美丽大方的外表,循规蹈矩、缺乏个性、千篇一律。
女性不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现实生活中她们地位极其低下,处于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和男人一样伟大,甚至有人以为比男人还伟大,但这都是小说戏剧中虚构出的女人。
实际上,却如特里威廉教授所说的,她被关起来,被鞭打,被人在屋里推得东跌西撞。
批评家在现实生活中也遭受了因女性身份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也是促使她们对女性身份、地位、话语结构进行反思的原因之一。
她们认为19世纪的女性作家为了反抗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压迫,往往会在作品中塑造反传统的女性形象,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疯女人并不仅仅是女主人公的对手或阻挠与干预她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通常更有可能是作者的重影或替身,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焦虑和愤怒的形象。
这些女性不守妇道,不遵守常规戒律,她们以反常规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这一类型人物以《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为代表。
简身上敢于追求自由平等婚姻的反叛精神和女性自我觉醒意识一直是人们解读小说中女性主义的聚焦点。
吉尔伯特认为勃朗特通过塑造伯莎这一形象表现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压制,并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对伯莎形象进行了详细解读:伯莎是简最真实和最黑暗的重影:她代表了孤女简的愤怒,代表了简自从在盖茨黑德生活以来一直试图压抑的狂暴而秘密的自我。
吉尔伯特对疯女人是简最真实而隐秘自我形象的分析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伯莎作为替身做了简在现实生活中不敢做的事;
每一个疯女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压制的自我,这个自我既是现实生活中的作者,也是小说中反抗男性父权、努力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性主人公。
父权意识和秩序的解构:挖掘深层结构模式下的隐喻意象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对传统理论表达方式的抨击中倾注了对经典权威的反省,通过采用女性意识的立场视角对作品仔细阅读分析;
总结出女性文学的共通性和相似性,挖掘隐藏在女性作品中普遍存在的被男性话语和视角遮蔽的写作手法模式,话语表达方式从审美意义过渡到审视两性关系进而抗争性别话语谱系,反抗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性别意识。
女性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使用的表现手法和叙述风格有清晰的内在发展特征和规律,彼此之间潜藏相互依存的意识和内在化的女性心理构造。
批评家借鉴后结构主义方法对父权意识形态和秩序结构进行解构,颠覆了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通过使用大量的二元对立结构模式阐释作品中的隐喻结构,消解理论话语中的父权逻辑,如对逃跑监禁冰火天使魔鬼简·爱海·伦罗切斯特圣·约翰等的分析,二元对立结构模式背后暗含着女性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
批评家分析《简·爱》开端逃跑监禁这一对立结构时认为,童年时的简被关在红房子里是因为红房子是象征父权结构统治大厦的隐喻,是充斥父权气息的死亡之屋,简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逃离红房子暗示着她想通过疯狂的逃跑摆脱父权制的掌控。
逃跑与监禁主题在19世纪其他女性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代表了父权社会中每一位女性都一定会遭遇并加以逃离的困境。
另外,批评家运用了神话原型模式对小说中的叙事线索进行分析,认为勃朗特在创作小说时借用了约翰·班扬描写男性《天路历程》的神话式探险结构,采用戏拟方式对《天路历程》进行了重新定义和修正,通过重新界定女性本质主义来建构女性话语场。
这种方法具有革命性,可以解构男性相对稳定的规范性和话语操纵行为,隐喻了以朝圣之旅为题材的作品不再是男性的专属,女性同样可以成为这类题材中的主人公,同时又通过话语操纵巩固其地位。
小说开头那句那天出去散步是不可能的了暗示了简为了获得成熟而必须解决的种种困难。
另外,简的人生旅程也具有神话式的演进特征,整部小说始终贯穿着一条由不平等到平等,再到不平等,最后达到平等的发展线索,也是简争取与男性完全平等的胜利史。
小说开始部分简作为家庭教师与罗切斯特地位悬殊,他们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
这段话宣告了简与罗切斯特抛开外貌、财富、社会地位,达到了灵魂的平等。
后来,伯莎的出现使简在道德和地位上对罗切斯特产生了不信任感,他们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平衡。
最后,伯莎在火灾中死亡,罗切斯特被烧伤,简继承了叔叔的五千镑遗产,这些条件使他们又回到了平等的位置上,此时在简的眼里她与罗切斯特之间达到了一种完全的平等。
批评家认为勃朗特是在小说中隐晦地告诫人们,两人只有达到完全平等才能顺理成章地结婚,幸福地生活。
同时简身边的人也都很幸福地生活在和谐快乐的人间乐园里,我的爱德华和我都很幸福,尤其使我们感到幸福的是我们最亲爱的那些人也同样幸福。
至此,简的朝圣之旅也圆满结束,其终点不是班扬《天路历程》中的天国之城,而是现实社会中充满烟火气息的尘世生活,在这里人们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
这种童话般的理想结局在小说出版后被认为是无法无天的,它违反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生活所限定的规范。
勃朗特似乎在用这样的结局告诫人们:这桩由真实的心灵在芬丁结合而成的婚姻才是应该的。尽管她的道路可能障碍重重而又充满了孤独,至少它代表着希望。
这座人间乐园里的生活暗示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期望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虽然很难实现,但却激励着人们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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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平等,运动对表现在文学维度上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了影响。
文学批评领域以英美派伊莱恩·肖沃尔特为代表,她们主张使用全新的女性经验和视角审视传统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发掘过去被淹没的女性创作资料,揭示潜藏在文本内部的两性对立关系和女性被压迫的真实状况;
并在此基础上重构女性文学经典传统,进而构建独立的女性主义理论框架体系,解构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文学传统。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合著了《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该书从1979年出版以来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
两位批评家在书中采用修正父权诗学的方式,以女性视角为切入点重新审视西方文学史,深度挖掘被历史和男性文学埋没、遗忘及边缘化的女性文学。
她们选取19世纪英美女性作家作品并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进行再阐释,通过梳理这一时期女性作品的相同文化经验和写作策略;
归纳总结女性主义批评的共同规律,重新建立女性价值观念体系和批评标准,以期对长期以来由男性定义的文学史进行重新定义,建构女性主义批评诗学。
两位批评家以19世纪女性作家简·奥斯汀、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玛丽·雪莱、乔治·艾略特、艾米莉·狄金森等人的作品为研究对象,这与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创作视角立场、批评标准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这一时期英美女性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写作不再采取匿名方式隐藏自己的性别。
另外,女性作家创作时受到了相同社会背景、经验、文化的影响,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会把这种影响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使作品在形式、主题、内涵、风格上不同于男性文学传统。
可见,批评家在书中使用的策略方法与肖沃尔特从女性主体身份价值观出发打破地域、时空、民族界限的批评策略主张和手法相似;
女性主义批评内部具有稳定的理论结构和价值体系。
本文基于《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中对《简·爱》的分析,归纳梳理批评家建构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策略,以期对我国女性文学有一定的启示。
叙述话语视角的错位:混淆愤怒情绪的发泄主体
语言作为政治经济权利的表征具有塑造话语权的功能,女性主义批评用话语叙述策略改变男性歪曲女性的真实存在;
进而争取自己的权利反抗男性话语统治秩序,冲破父权制思想体系塑造女性主体的功能,颠覆既定的男性话语世界,避免陷入男性话语统治的逻辑思维之中。
文学语言表意符号结构之下隐藏着男性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叙述者一旦进入话语体系之中并使用这套话语,就不能摆脱话语对叙述者的影响。
由于女性从被看转向看、从被写转向写,容易使叙述话语视角出现错位,批评家借鉴西方语言学的思维方式,批判否定男权制统治结构及主导话语下的女性压迫,
对语言规则、叙事结构及隐含的意识形态进行研究,从话语叙述层面对话语表述本身进行分析,分析作品时往往会把作者的愤怒等同于作品中人物的愤怒。
吉尔伯特对《简·爱》的分析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她认为夏洛蒂·勃朗特通过写小说这种方式表现了作家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吉尔伯特在分析中混淆了勃朗特和简的身份,把勃朗特和简视为同一个人,把《简·爱》当作勃朗特的自传。
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与小说的写作风格也有一定的关系,该小说从出版问世以来一直是评论家和读者关注的焦点,其思想内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很多评论家在分析作品时也把它当成勃朗特的自传,原因有四。
其一,小说中有大量描写愤怒情感的句式和语句,勃朗特喜欢用排比和反问句式描写人物情绪。
其二,小说中经常出现读者读者啊一类的词语,这类词语往往给读者营造一种倾听故事的氛围,作者似乎在向读者讲述她个人的遭遇。
其三,小说采用具有内心独白特质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情感基调像是主人公娓娓道来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故事。
其四,《简·爱》是一部女性追求男女平等、思想独立的宣言之书,勃朗特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和思想与简十分相似,同时批评家在《句子的影响力量:女性作家与作者身份的焦虑》。
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勃朗特作品中,而且还出现在19世纪其他女性作家作品中,在当时的文坛中具有普遍性。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对《简·爱》进行分析和评价时也认为勃朗特确实借写小说的方式宣泄了自己的愤怒情绪,反抗父权社会意识霸权。
伍尔夫反对勃朗特违背小说应描写客观社会现实的原则、进而使小说失真的写作方式。
吉尔伯特在分析《简·爱》时并不考虑小说的忠实性和客观性,她相信自己女性主义分析的正确性建立在对文本的合理性解读和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合理建构上,正如批评家在序言中所阐述: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而要相信女性主义的分析。
人物形象的再阐释:重新解读被遮蔽的女性形象
吉尔伯特和古芭主张以性别意识为核心对女性写作和文学史进行重新梳理,以此构建女性文学框架,解构男权话语和男性中心的文学传统模式,挖掘由男性建构的文学史中对女性形象的忽视、遮蔽和歪曲。
批评家在建构女性诗学过程中试图通过梳理女性文学传统彰显女性书写者的主体地位,女性需要改变在社会和文学中虚弱无力的形象,以女性独特视角建立新的女性文学形象,构建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世界,避免读者受到男性话语权的利用和控制。
文学史中以男性为主流的文学作品存在大量性别歧视,由于女性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有限,女性的真实经历和感受不能通过文学作品进行真实表达。
另外男性对女性的研究也使女性形象成为男性心目中应当有的样子,即使是女性作家的作品也多数受到男性中心主义诗学的影响;
西方传统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话语模式下建构出来的,男性作家和批评家在西方文学中一直是文坛主角,女性作家和批评家则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西方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男性构建起来的并体现出明显的男性化特征,这些都建立在以父权统治为中心的社会话语结构之上。
批评家从对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的重新阐释中构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批评,打破了文坛被男性话语垄断的局面,她们在构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时使用的另一策略是通过对传统女性文本的挖掘,对小说中的反传统女性形象进行重新解读。
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往往按照男性意愿被塑造出来,女性形象塑造的价值偏向以男性为中心,并打上了男性统治者的烙印,她们具有高尚的品德、温良恭顺的性格、美丽大方的外表,循规蹈矩、缺乏个性、千篇一律。
女性不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现实生活中她们地位极其低下,处于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和男人一样伟大,甚至有人以为比男人还伟大,但这都是小说戏剧中虚构出的女人。
实际上,却如特里威廉教授所说的,她被关起来,被鞭打,被人在屋里推得东跌西撞。
批评家在现实生活中也遭受了因女性身份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也是促使她们对女性身份、地位、话语结构进行反思的原因之一。
她们认为19世纪的女性作家为了反抗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压迫,往往会在作品中塑造反传统的女性形象,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疯女人并不仅仅是女主人公的对手或阻挠与干预她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通常更有可能是作者的重影或替身,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焦虑和愤怒的形象。
这些女性不守妇道,不遵守常规戒律,她们以反常规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这一类型人物以《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为代表。
简身上敢于追求自由平等婚姻的反叛精神和女性自我觉醒意识一直是人们解读小说中女性主义的聚焦点。
吉尔伯特认为勃朗特通过塑造伯莎这一形象表现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压制,并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对伯莎形象进行了详细解读:伯莎是简最真实和最黑暗的重影:她代表了孤女简的愤怒,代表了简自从在盖茨黑德生活以来一直试图压抑的狂暴而秘密的自我。
吉尔伯特对疯女人是简最真实而隐秘自我形象的分析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伯莎作为替身做了简在现实生活中不敢做的事;
每一个疯女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压制的自我,这个自我既是现实生活中的作者,也是小说中反抗男性父权、努力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性主人公。
父权意识和秩序的解构:挖掘深层结构模式下的隐喻意象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对传统理论表达方式的抨击中倾注了对经典权威的反省,通过采用女性意识的立场视角对作品仔细阅读分析;
总结出女性文学的共通性和相似性,挖掘隐藏在女性作品中普遍存在的被男性话语和视角遮蔽的写作手法模式,话语表达方式从审美意义过渡到审视两性关系进而抗争性别话语谱系,反抗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性别意识。
女性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使用的表现手法和叙述风格有清晰的内在发展特征和规律,彼此之间潜藏相互依存的意识和内在化的女性心理构造。
批评家借鉴后结构主义方法对父权意识形态和秩序结构进行解构,颠覆了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通过使用大量的二元对立结构模式阐释作品中的隐喻结构,消解理论话语中的父权逻辑,如对逃跑监禁冰火天使魔鬼简·爱海·伦罗切斯特圣·约翰等的分析,二元对立结构模式背后暗含着女性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
批评家分析《简·爱》开端逃跑监禁这一对立结构时认为,童年时的简被关在红房子里是因为红房子是象征父权结构统治大厦的隐喻,是充斥父权气息的死亡之屋,简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逃离红房子暗示着她想通过疯狂的逃跑摆脱父权制的掌控。
逃跑与监禁主题在19世纪其他女性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代表了父权社会中每一位女性都一定会遭遇并加以逃离的困境。
另外,批评家运用了神话原型模式对小说中的叙事线索进行分析,认为勃朗特在创作小说时借用了约翰·班扬描写男性《天路历程》的神话式探险结构,采用戏拟方式对《天路历程》进行了重新定义和修正,通过重新界定女性本质主义来建构女性话语场。
这种方法具有革命性,可以解构男性相对稳定的规范性和话语操纵行为,隐喻了以朝圣之旅为题材的作品不再是男性的专属,女性同样可以成为这类题材中的主人公,同时又通过话语操纵巩固其地位。
小说开头那句那天出去散步是不可能的了暗示了简为了获得成熟而必须解决的种种困难。
另外,简的人生旅程也具有神话式的演进特征,整部小说始终贯穿着一条由不平等到平等,再到不平等,最后达到平等的发展线索,也是简争取与男性完全平等的胜利史。
小说开始部分简作为家庭教师与罗切斯特地位悬殊,他们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
这段话宣告了简与罗切斯特抛开外貌、财富、社会地位,达到了灵魂的平等。
后来,伯莎的出现使简在道德和地位上对罗切斯特产生了不信任感,他们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平衡。
最后,伯莎在火灾中死亡,罗切斯特被烧伤,简继承了叔叔的五千镑遗产,这些条件使他们又回到了平等的位置上,此时在简的眼里她与罗切斯特之间达到了一种完全的平等。
批评家认为勃朗特是在小说中隐晦地告诫人们,两人只有达到完全平等才能顺理成章地结婚,幸福地生活。
同时简身边的人也都很幸福地生活在和谐快乐的人间乐园里,我的爱德华和我都很幸福,尤其使我们感到幸福的是我们最亲爱的那些人也同样幸福。
至此,简的朝圣之旅也圆满结束,其终点不是班扬《天路历程》中的天国之城,而是现实社会中充满烟火气息的尘世生活,在这里人们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
这种童话般的理想结局在小说出版后被认为是无法无天的,它违反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生活所限定的规范。
勃朗特似乎在用这样的结局告诫人们:这桩由真实的心灵在芬丁结合而成的婚姻才是应该的。尽管她的道路可能障碍重重而又充满了孤独,至少它代表着希望。
这座人间乐园里的生活暗示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期望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虽然很难实现,但却激励着人们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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